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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國是如何塑造的:一種政治有機體的理解
2020年01月17日 10:40 來源:《統一戰線學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儲建國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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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重新審視國家理論,是整合中國政治研究和建設中國國家治理理論的需要。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吸納中國“共有”傳統基因,創造性闡釋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人民共和”國家理論,因應改革開放后人民共和在政治、經濟領域變化,進行主動塑造的結果。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確立人民共和國的核心理念和基礎制度。“人民”和“共和”的內容中形成了相對穩定和相對可變的部分。相對穩定的部分構成人民共和國的內核和長期特征,相對可變的部分則為后來的發展準備了變革的空間。人民共和國的穩定性和變化性,不斷展現出政治有機體的辯證特征。在穩定性方面,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政治統一性,依托群眾路線、統一戰線處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關系,建設人民共和的政治和經濟。在變化性方面,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國家建設中注重協調政治權力自身及其與經濟、社會的關系,不斷吸納多種所有制經濟、新的社會階層等新內容,激發經濟、社會和政治活力。政治有機體正是理解人民共和國形成、變化過程和生命體樣式確立的理論框架。人民共和國作為社會主義政治有機體,以統一性、協調性、活力性、生長性為內在系統特征。新時代,要以人民共和的基礎性制度為依托,繼續發展人民共和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不斷建設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有機體。“政治有機體”概念吸收國家理論和政治系統理論優點,是能夠對當代中國政治和比較政治作出更有說服力解釋的特色理論。

  關鍵詞:國家;國家理論;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政治有機體;社會有機體;統一戰線

  中圖分類號:D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3378(2020)01-0005-17

  在當今中國,重新審視國家理論具有理論和實踐雙重背景:一是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政治學要“補課”的背景;二是改革開放后國家實踐的發展背景。鄧小平提出政治學要“補課”,實際上是強調對蘇聯政治學的反思。但在當時,一些學者片面認為這是要補西方政治學的課。于是西方政治學理論不斷引入中國。國家理論在這個研究潮流中受到了顯著影響。最初行為主義的政治理論引發了“去國家”的潮流,后來“治理”取向的政治理論引發了去“中心”的潮流。這兩個潮流都沖擊了國家理論在政治學中的傳統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根據自己國家實踐的發展邏輯,提出了“國家治理”概念,擺脫了外來理論概念的束縛,以更好地滿足中國國家發展的需要。這引發了新的思考:我們這里的“國家”究竟是什么含義,它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 要回答這個問題,一個重要的工作是從我們國家的歷史演變中尋找“人民共和國”的含義。

  一、傳統的基因

  關于國家起源的研究,現實和規范的范式交織。如果將二者稍加區別,那么前者更多地關注“暴力”,后者更多地關注“公共”。如果將二者結合起來,那就構成“以暴力方式獲得公共權力”的表述。馬克思在對國家進行現實分析時,主要剖析國家的階級起源,揭示公共利益籠罩下的階級利益,揭示國家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性質。當馬克思在規范意義上運用國家概念時,“公共”的意思又顯露出來,人民的公共利益構成理想國家的核心內容,而這樣的國家就是“共和國”。這種意義上的共和國源自古代的傳統,這個傳統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后人在解析馬克思學說的來源時,往往忽視植入其心靈中的規范性基因——古代共和思想。馬克思說:“問題不在于將過去和未來斷然分開,而在于實現過去的思想。最后還會看到,人類不是在開始一項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覺地完成自己原來的工作。”[1]有的學者認為,這里的過去指的正是古希臘[2]。馬克思通過古希臘國家的民主建制、城邦國家權力的公共性質和“高水平的休閑方式”,看到了未來社會的某種雛形[3]。

  馬克思高度評價亞里士多德,并深受其共和思想的影響。馬克思在討論民主、共和、共產主義時,人們很容易在其中看到亞里士多德的影子。他說:“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一個規定,即人民的自我規定。在君主制中是國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民主制是國家制度一切形式猜破了的啞謎。”[4]這句話的表達讓人費解,但如果熟悉亞里士多德的表達方式,就比較容易看懂這句話。亞里士多德用一般的政體概念來表達一種特殊的政體——共和政體,試圖表達“共和”為政體最終歸宿的觀點。馬克思還說,君主制是國家制度的種,而民主制是國家制度的類,在民主制中,每一個環節實際上都只是整體人民的環節。馬克思在這里用“民主”表達亞里士多德的共和概念。如果民主表達的是整體人民,那么這個整體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呢?實際上,其最主要的內容就是人民的公共利益,這就與亞里士多德的“共和”概念實現了對接。亞里士多德所指的共和政體,就是人民的公共利益得到實現的政體,至于這種政體如何安排是第二位的問題。古希臘有一種習用的傾向,就是把傾向于平民主義的混合政體稱為共和政體[5]。亞里士多德這方面論述是比較模糊的,總的傾向是認為保持中庸之道,在不同的力量之間保持不偏不倚的安排會更接近公共利益。亞里士多德論述中隱藏著一個未明說的觀點:所謂正常政體就是具有共和精神的政體,也就是公共利益得以維護的政體;只在作為專有名詞的共和政體中,才有較為可靠的現實安排來更好地維護公共利益。這種思想被盧梭準確地把握住,他認為體現公意的政體就是共和政體,而公意以公共利益為依歸。

  早期馬克思的著作被同時代的人列入共和主義文獻,認為其“擁護一種建立在理性參與的美德基礎上的普遍的國家,反對君主專制,反對各種業已確立的特權”[6]。馬克思延續了盧梭的思路,希望能夠找到一種將個人自由與公共利益結合起來的思路。他反對各種特權,當然是在捍衛個人自由;他強調政治美德,實際上就是在強調公共利益。然而,馬克思不同于共和主義者,尤其是批判了與他同時代的共和主義者。他看到了共和主義者局限于國家政治框架,不能理解國家之外社會問題的根源,不能理解社會與國家的關系。然而,由于在古代,國家與社會之間還未分化,亞里士多德講的城邦政治實際上就包含了現在的國家與社會,財產分配、階級關系都是城邦政治的主要內容。這一點深深影響了馬克思,也讓他看到近代共和主義與古代共和主義的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共產主義是對古代共和傳統的偉大復興,是在人類社會深入發展基礎上的復興。

  歐洲古代的共和傳統反映的是人類剛進入政治時代的順理成章的規范性想象,是人類共同的傳統。在私有財產不斷產生、私有觀念不斷強化的時候,為了應對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性問題,某種“公共”的觀念近乎本能地產生和增強,而且希望有一種共同的努力來維護公共利益。這種共同的努力就是早期的政治——基于規范性理解的政治。

  強調公共利益的共和傳統是人類共同的傳統。從原始共同體走出來的思想家念掛共同體的公共利益是非常自然的現象,區別在于以什么方式表達。在人類歷史上,中國古代思想家對這種政治的規范性想象和描述具有代表性,而且達到了很高的概括和抽象水平。關于中國的共和傳統,三段廣為引用的論述構成清晰的邏輯鏈條。

  其一,《禮記》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是邏輯鏈的最高端,表達“共有”意義上的普世之道,比古希臘、羅馬的城邦共有思想更加符合馬克思關于人類整體意義的思想。它是中國人接入馬克思共和理念的最核心的傳統基因。

  其二,《孟子》中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段話表達的不是天下的共有,而是邦國意義上的人民主權。它是“天下為公”思想在邦國層次的展開,是走向現實的次級理念。“邦國”這種政治體不僅要體現地域內的人民所有理念,而且要承擔該理念向外拓展的義務,最終達到“天下為公”的目標。有了對這種關系的理解,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馬克思關于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思想。對此,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這里的“民本”不是講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而是“君本”前提下的“重民”思想。筆者認為,把民本理解成君本,是后世的政治實踐,不是原初的政治理念。

  其三,《史記》中的“有民立君,將以利之”。司馬遷以此贊揚一種態度:君主是百姓立起來的,因此要代表百姓的利益。這句話是整部《史記》的靈魂,是對前述兩句話的具體化,反映出古代共和中更加實質性的內容,那就是人民的利益。政府因為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建立之后也自然要為人民的利益服務。正如毛澤東對“為人民服務”的闡釋:“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7]

  這三句話分別從三個層次闡釋了天下、國家、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這種觀念可以理解為原始社會某種共有觀念在后世的提煉:一方面用于對現實政治的批判,另一方面用于對現實政治的建構。就建構的層面來說,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通過統一的價值體系、權威體系和規則體系(道統、政統和法統),形成自上而下的秩序,同時以家庭孝道為基礎不斷向外擴展,形成一個由內向外的秩序。前者強調政治統一而致國泰,后者強調人旺業興而致民安。二者之間的協調構成古代現實政治的主要內容。現實政治中的“天下為公”含義一直延續下來,并傳承至今。

  經過現代革命的改造,以“天下為公”為核心的中國古代共和觀念作為塑造現代共和國的傳統基因而延續下來。孫中山指出:“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8]他用“天下為公”概括中國共和傳統的“神髓”。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用“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作總結。當今的人民共和國具有深遠的歷史傳承。

  中國古代思想家的相關論述類似馬克思的想象,但沒有像馬克思那樣基于人類整體歷史發展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這個角度是在現代歷史展開之后才能夠真正具備的。在人類整體歷史的角度下,國家最終是要消亡的。在這之前的理想國家一方面要為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服務,另一方面要為國家消亡創造不斷社會化的條件。馬克思這種整體歷史發展的思想彌補了中國古代思想家的不足。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后,成為中國人追求更理想的國家并建設更理想人類社會的主要精神動力。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形成中國化的國家理論上做了兩方面的重要工作:一是基于中國的傳統和國情去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二是在實踐中發展這種理論。毛澤東的獨特表達簡潔、透徹、實用。他的創造性認識奠定了一個新國家的理論基礎。

  二、立國的基礎

  比較中西古代的共和傳統,一方面可以看到兩者在“人民”“共有”等概念表達上存在相似性,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國古代傳統中存在與馬克思思想更加相通的內容。這種相通性還表現在處理理想與現實之間矛盾與妥協的難題。馬克思的思想具有復雜性,這源于他對人類歷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他與政治實踐有關的思想線索具有簡潔性和徹底性的特點。他認識到政治共和理念的局限性后,將注意力投入社會的解放上,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實現共產主義之前需要通過革命推翻現存的政治秩序,這種革命的主要承載者是無產階級,革命后無產階級專政對經濟社會秩序進行改造,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要組織起來,而組織者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通過革命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引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解放、革命、階級、政黨、國家等一套概念之間的邏輯是清楚的。然而,這套概念在歐洲當時的社會發展背景下產生,引入中國后存在水土適應性問題。

  首當其沖的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它在西方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背景下產生。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就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必然成為人口的絕大多數。其他各種階級要么進入這個大陣營,要么變得沒有歷史的重要性。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必然要承擔起革命承載者的角色。這個概念引入中國后存在轉換問題。當時中國社會中工人階級占少數,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還有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如果只提無產階級,就不完全符合中國階級復雜分布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創造性地用“人民民主專政”概念替代“無產階級專政”概念,以適應中國社會階級和階層要求,更加實際地反映這些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9]。當然,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仍是無產階級專政。歷史地看,毛澤東用“人民”替代“無產階級”,是對中國古代共和傳統“人民性”的繼承,更容易被中國人民所接受。但是,毛澤東堅持“階級性”和“人民性”的統一,一方面區別“無產階級”和“人民”兩個概念,認為二者之間不能畫等號;另一方面堅持無產階級在人民中的領導地位,保證了人民的“階級性”。

  回答階級和人民的兩難問題后,接下來是人民與政黨的兩難問題。一個階級是不能自動領導人民的,因此,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就擔負起實際領導的角色。而“人民”中的主體是農民。農民比工人具有更加分散的特點,需要領導人民的中國共產黨產生更強大的組織力和動員力。在這個方面,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富有創造性。這種創造性表現在各個方面,其中有兩點對后來的國家建構產生了關鍵影響。其一,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政治、組織上將自身塑造成為具有高度自主性、團結性和戰斗性的政黨,即一個有資格領導全國人民的政黨。其二,中國共產黨通過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使自身真正進入人民中間,與人民形成緊密關系,贏得人民的廣泛支持。

  在打造一個具有強大領導力的政黨方面,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運用了民主集中制原則。該原則平衡的表達為“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黨內政治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在決策時通常先是展開充分討論,然后在討論的基礎上統一意見,形成決定之后自上而下集中執行。這個過程符合這種平衡表達。支持這種過程的黨內結構更多地反映了“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如果沒有這種結構,“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過程就難以持續進行下去。

  結構性的集中表現為三個“統一性”:思想的統一性、權威的統一性和規則的統一性。

  其一,思想的統一性。“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是思想統一性的基礎。但當時眾多的普通黨員不太熟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的各種論述,因此需要有針對當時中國現實的新的思想論述。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確立最終解決了革命時期思想統一性的問題。

  其二,權威的統一性。在政治實踐過程中,思想之所以能夠統一,其自身的說服力固然重要,適當的權威表達同樣不可或缺。這就需要統一的權威對不同思想進行處理,形成能夠統一全黨的思想。這個統一的權威就是能夠經常作出決定的“黨中央”,尤其是后來穩定下來的“政治局及其黨委會”。在議而難決的情況下,需要黨中央的領導核心作出決定。“領導核心”的確立是解決權威統一性的關鍵安排,是思想統一的政治依托。

  其三,規則的統一性。要把統一的思想和權威轉化為黨內日常行為的遵循,需要借助統一的規則。這些規則是在統一的思想指導下由統一的權威制定的。只有在統一規則的基礎上,黨內政治生活才能夠持續運轉。革命時期,黨的決議就是規則,中央決議是最重要的規則。在普通黨員的政治生活中,除了上級的即時指示外,有關紀律方面的規定也是行為的重要依據。

  井岡山時期,兩次重要事件讓毛澤東關于民主集中制的思考有很大轉變:一次是1928年,紅29團的士兵委員會討論決定回到湘南,導致“八月失敗”;一次是1929年在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這兩次事件后,毛澤東更加堅定了集中統一領導的想法:在集中統一領導的框架下,也就是上述三個統一性的框架下發揚民主,調動黨員干部的積極性。

  事實證明,這樣做是富有成效的。毛澤東在黨內采取討論和說服的方法讓黨員干部從內心認同和統一意見,而不是以壓制的手段強迫別人服從。這就創造了一種獨特的黨內生活,也就是學習討論型的民主生活。通過這種生活,毛澤東希望造成一種“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是毛澤東對民主集中制所造就的黨內政治生活的理解,并寫進了黨章。這樣一種政治局面既可以用來描述黨內政治,也可以描述國家政治,表達的是統一性和活力性相得益彰的政治有機性狀態。

  類似的邏輯也體現在黨和人民的關系中。處理好這種關系有兩條主要路徑:一是群眾路線,二是統一戰線。前者主要是對人民主體部分的工作,后者是對人民外圍部分的工作。而統一戰線工作本身是特殊的群眾工作,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統一于處理黨和人民關系的實踐。

  群眾路線旨在解決前述人民性當中“主動性”和“被動性”的矛盾。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但人民中的大多數在創造過程中常常是被動的,需要少數先進分子組織的政黨來領導。但如果這種領導高高在上地命令人民,那么人民的主動性又無從體現。所以毛澤東的“領導”概念包含強烈的“激發主動性”的含義。共產黨領導的主要內容就是激發人民參與創造歷史的積極性。因此,群眾運動是毛澤東理解的群眾路線的首要含義,或是第一步的戰略性含義。這種“激發主動性”在現實中具有心理上的真實性。在農民運動中,那些被動員起來的群眾第一次覺得自己可以就身邊的公共問題發表意見。這種被激發起來的主動性就是人民群眾對自身尊嚴的重新發現,而這種發現通過共產黨的領導和幫助來實現。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與共產黨把人民視為國家主人有最直接的關系。共產黨實質性地關心群眾生活,發展實質性的參與民主,都與重視群眾的尊嚴分不開。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人民在人人平等的風氣中迸發出的積極性正是這種主動性精神的寫照。這就是群眾路線所反映的民心政治,而尊嚴是民心的最大依托,無尊嚴則無民心。當然,尊嚴不是超脫于利益之外的。毛澤東說:“要使群眾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10]這是對“激發主動性”的簡明概括。

  群眾路線的第二個含義是更加具體的領導方法。前一個含義是戰略性的,這個含義是策略性的。其主要內容是領導要深入群眾,認真聽取群眾的意見,讓決策變得更加科學合理。這個過程包含前述主體性含義,但聚焦于具體的決策—執行過程。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有一段經典的表述:“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7]899領導和群眾在決策—執行鏈條中存在著連續性的、無限性的互動過程,黨和人民之間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就是通過這樣的過程實現。

  對于人民中的外圍部分,毛澤東運用統一戰線加以團結。之所以稱為外圍部分,是因為當時這部分人不像農民、工人那樣穩定、持久地構成人民中的絕大多數,而是比較不穩定的外圍少數。在革命時期,尤其是面臨外來侵略時,與工人、農民有利益沖突的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地主等也會積極地參加革命斗爭。基于這一點,毛澤東主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爭取革命斗爭的勝利。這一點正是人民共和的主要含義,讓“人民”概念變得更加具有包容性。這種包容性在革命時期是爭取斗爭勝利的需要,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則是經濟建設的需要。

  集中運作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的平臺則是經過革命建立的新型政權。土地革命時期,工農蘇維埃政權是群眾路線的體現。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組織戰爭,而戰爭的后勤資源需要人民提供支持。發動群眾建立政權可以持續地調動人民參與和支持革命戰爭的積極性。這是對蘇維埃政權的工具性理解。但毛澤東著重從政治目標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認為軍事是為政治服務的,而不是相反。因此,發動群眾建立政權的目的是要真正保障人民成為政治生活的主人。工農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具有這種政治上純粹的含義。抗日戰爭時期,政權建設就不只是群眾路線的產物,加入了更多的統一戰線內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更多的階級、力量一起抗戰。共產黨起初對此是基于革命策略的考慮,后來將其上升為人民共和的政治目標。這種目標是對孫中山三民主義尤其是他的混合政體思想的繼承[11]。孫中山站在中間階級的立場上混合工農,而毛澤東站在工農的立場上混合中間階級。抗日戰爭勝利后,這種階級混合的思想并沒有改變,只是所混合的階級有所變化,把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排除在人民之外,把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繼續留在人民的范圍內。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中,毛澤東第一次將人民民主專政與共和國的概念聯系在一起,提出“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10]1375。在后來系統論證人民民主專政時,毛澤東實際上將人民民主視為目的,將專政視為對人民民主的保護。這是毛澤東對人民共和的政治理解,也體現在他之前對新民主主義的論述中。

  理解新中國立國基礎,關鍵是理解“人民”與“共和”這兩個概念。毛澤東對這兩個概念的理解和運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自我發展。這種發展在馬克思本人那里已經有了思想準備。毛澤東將其發揚光大,形成了指導中國革命和成立新中國的基礎性思想。運用“人民”概念,解決了“無產階級”概念的水土適應性問題;運用“共和”概念,解決了“共產主義”概念的時代適應性問題。理解“人民”概念,就要理解人民中的主體部分和外圍部分,理解人民構成的動態變化特征,理解中國共產黨作為人民領導力量的性質。理解“共和”概念,就要理解包容性的人民如何通過適當的安排實現對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共有、共治與共享目標,理解中國共產黨在這種安排中所發揮的領導作用,理解如何讓人民共和運轉起來。民主集中制讓中國共產黨自身運轉起來,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則讓人民運轉起來。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理解“人民共和”為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人民性在當代中國的體現,理解“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12]。

  新中國總體上是按照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所形成的人民共和思想去進行國家構建的。《共同綱領》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的人民共和思想,序言指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綱領,凡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單位、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均應共同遵守。”盡管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間和方式上,黨內存在不同意見;但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則是黨內的共識。這種共識的約束力是革命的產物。然而,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經驗可資借鑒,只能學習蘇聯經驗。在蘇聯經驗的影響下,中國走上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這種過渡的主要內容就是建立社會主義人民共和的政治和經濟。政治上有兩項內容的變化。其一是將人民民主專政解釋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毛澤東說,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叫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口號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13]。其二是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實現人民民主的制度形式。前者是保證社會主義理論一致性的解釋,后者則是實踐創新的政治內容。

  “人民共和”除了在政治上讓人民和代表人民的政黨運轉起來外,還具有強烈的經濟含義。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比政治含義更加重要。對經濟含義的理解,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主要參照蘇聯理論。經濟上也有兩項變化。其一是將各種類型的私有制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當時,我國主要有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公私合營經濟。其二是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這是當時社會主義建設歷史邏輯的選擇,既有蘇聯經驗的參照,也有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的需要。這兩項內容在當時黨內領導層具有高度共識。

  總體上說,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主要變化發生在經濟領域,主要內容是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在政治領域,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具有很強的內容連續性。經濟領域,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具有很強的目標連續性,最大的目標是盡快實現工業化。毛澤東在1945年就明確提出要實現工業化:“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7]1081當時選擇公有制經濟和計劃經濟體制,既是為了更快地實現工業化,也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的人民經濟。如此,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初步轉向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的含義,那就是以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主要內容的人民共和政治、以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為主要內容的人民共和經濟。這些選擇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必然的,進行其他選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們現在理解國家建構的歷史邏輯,一定要把當時的歷史情勢加進去,并且作為理解的基礎。

  關于人民共和的政治和經濟含義,毛澤東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有明確表達。他說憲法草案有兩個原則: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我們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民主,而是人民民主,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的原則貫串在我們整個憲法中。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原則。我國現在就有社會主義。憲法中規定,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7]182在這里,毛澤東把人民民主與社會主義并列起來,說明它是兩個不同的事物,一個是新民主主義時期就形成的主張,一個是正要實現的目標。這在邏輯上說明“人民共和”與“人民民主”的側重點不同。人民共和包含的內容更廣泛,人民共和包含人民的政治和人民的經濟。而人民民主常常專指政治內容,尤其是指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毛澤東在這里用人民民主來講人民的政治,用社會主義來講人民的經濟,二者合起來構成人民共和的主要內容。

  在后來的發展中,毛澤東反思蘇聯體制的弊病,對兩項內容都有新的思考。在人民共和政治層面,毛澤東對蘇聯廣泛運用專政手段進行了反思,提出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其主要方式是說服,而不是壓制。政治權力的運用有三種方式,一是壓制,二是交易,三是說服。提倡采取說服方式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權力運用的一大貢獻。毛澤東另一個層面的政治思考就是如何讓普通的人民更廣泛、更有效地參與政治生活。他試圖將革命時期的群眾路線、群眾運動的經驗創造性地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運用。在人民共和經濟方面,毛澤東認為蘇聯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存在問題,要充分發揮地方干部和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1956年4月,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他明確指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14]在后來的中央收權時期,毛澤東仍然堅持分權的想法,認為要充分發揮中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批評中央收權過多[15]。毛澤東的這種反思構成鄧小平進行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礎。

  深入研究新中國成立后人民共和的思想演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的連續性。理解了這種連續性,就能夠更好地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國家命運為什么不同。理解這種連續性的關鍵是理解重建政治統一性的中國共產黨如何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不斷調動人民的積極性。

  三、改革的變化

  改革開放是劃時代的事件,是“第二次革命”。改革開放給人民共和帶來了新變化:

  (一)經濟領域

  變化首先發生在人民共和的經濟領域。中國汲取了蘇聯的教訓,毛澤東一直強調地方和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是中國特色革命經驗在國家建設時期的運用。由于受到歷史和實踐條件的制約,市場協調分散的決策者和激發企業創造性方面的系統性優勢未得到充分認識。市場經濟能夠讓計劃經濟條件下失效的分散決策機制獲得新活力。鄧小平主張的權力下放實際上是將毛澤東提倡的地方分權進一步擴展到基層和企業,其理由與毛澤東一脈相承。鄧小平更深刻地認識到市場的優勢,要讓權力承載者直接面對市場作出決策。

  這種改變不是因為學習了外來理論,而是一方面在實踐中看到市場在引導生產方面確實有優于計劃的效率,能夠激發人民群眾創造財富的積極性,這符合人民經濟的性質;另一方面是看到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獲得了更高水平的經濟發展。這種來源于實踐經驗的對比促使鄧小平探求“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課題。這是在毛澤東對蘇聯社會主義反思基礎上的進一步反思。鄧小平沒有否定計劃的作用,而是把計劃與市場都作為發展經濟的手段。判斷一種模式是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認為“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6]。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是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更好地實現民族復興,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改革開放前,鄧小平在實際工作中發現強行推進人民公社不符合農民的利益和意愿,農民對于新民主主義時期分到自己手中的田地非常看重,對于自由集市非常歡迎。在農民的認識中,把土地分給每家每戶符合“人民所有”的特征。

  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建立在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基礎上,而在市場經濟不發展或發展不充分的情況下,用簡單的方法消滅市場經濟,強行推進“一大二公”,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那么,是不是回到革命時期一些人所說的“落后國家不能搞社會主義只能先搞資本主義”觀點?鄧小平否定了這種看法,認為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落后國家必須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因為堅持這個方向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方向,也就是堅持人民共和的國家性質。同時,這樣的國家不能超越歷史階段,要補上市場經濟的課,補上現代化的課,但這不等于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就把毛澤東既要搞社會主義又要搞現代化的思想往前推進了一步。在此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既要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又要朝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用社會主義發展中國。有學者把這種發展稱為“雙重轉型”[17]。我們需要在“雙重轉型”中探索人民共和的含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里面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雙重轉型”期的人民共和事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是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的目的之一是要讓市場經濟朝著有益于人民的方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人民性的市場經濟,與人民共和國要建立人民經濟、人民政治的目標一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同的經濟成分,都具有人民經濟的屬性,都是共和國人民政治的經濟基礎[18]。

  學界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存在一些錯誤認識。其中最流行的觀點是認為在市場經濟前面帶上社會主義的限定,只是意識形態宣傳的權宜之計,中國的市場經濟與一般的市場經濟沒有本質差別。中國在入世談判時,西方學者和政客普遍懷疑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中國為了順利入世,對外更多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和運行方式上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但是在對內方面,社會主義的實質內容不斷得到強調。鄧小平多次強調社會主義經濟的兩個根本原則。他說:“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有計劃地利用外資,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都是服從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要求的。”[16]142

  鄧小平強調的這兩條原則涉及人民經濟中的共有和共享兩個層面:

  在共有層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正式表述是“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并將非公有制經濟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對未來社會設想中有“重建個人所有制”的觀點。他提出:“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19]按照恩格斯的解釋,其意思是清楚的,那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消費品的個人所有制。有的人不認同恩格斯的解釋,把某種類型的私有制理解為這種重建的個人所有制。理解這一點,不僅要理解黑格爾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思維,而且要理解盧梭的個人與共和國關系的思維。后者是人民共和觀念的重要思想來源。馬克思強調的一個條件就是社會化大生產,整個經濟體系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化的體系,人們在相互協作的過程中共同占有這個體系的生產資料。因此,這種占有既可以理解為共同占有,也可以理解為個人占有。正如人民主權下的共和國,這個國家既屬于人民集體,也屬于人民個人。對于經濟體系來說,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或者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實現馬克思所說的重建個人所有制。而在國家形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簡單套用這種個人所有制來理解公有制或非公有制經濟。現實中的這兩種經濟都是走向未來重建個人所有制經濟中某個階段的產物。我國堅持社會主義現代化方向,一方面要將兩種經濟引導到高度社會化的市場經濟方向上去,另一方面要將兩種經濟引導到真正為人民共同所有的方向上去。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民共有經濟的兩個方向。

  共享的理論表達就是共同富裕。為了實現共同富裕,中國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要真正實現共同富裕,簡單地理解這種分配制度是不夠的。西方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成果是迫使西方國家成為不同程度的福利國家,通過政治的手段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和之外納入一定的社會主義因素。這對資本主義經濟所產生的不平等和壓迫性關系起到了某種緩解的作用,可以視為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實踐的一個積極成果。但社會主義是以社會為本位的主義,其“共享”的含義是每個人在平等的團結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尊嚴地活著,因此不僅是共享福利,而且是共享嵌入社會關系中的尊嚴與情感。《禮記》所說“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就不只是共享福利的含義,而是共享社會關系的含義。這個描述比較接近社會主義共享含義的傳統。所以,應該在社會重建的意義上理解經濟共享。正如有的學者所言,讓全體人民分享市場運作的成果,讓社會各階層分擔市場運作的成本,從而把市場重新“嵌入”社會倫理關系之中[20]。準確地說,社會主義的共享需要的不是一場社會保護運動,而是一場社會重建運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讓市場經濟在一個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運行。這在實現人民共享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學帶來重要的拓展。

  這種拓展不只體現在共享方面,而且體現在共治方面。中央提出,要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發展依靠人民”包含了“經濟共治”的含義。社會主義經濟共治就是要讓人民廣泛而平等地參與經濟生活。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共治意味著:“第一,共和國所采用的經濟體系應該將盡可能多的公民容納進來,也就是盡量減少失業;第二,參與這個經濟體系的公民不應該被另外的公民所支配,也就是享有某種不受支配的自由。”[21]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往高層次高質量方向發展,經濟共治既面臨機遇,也面臨挑戰。這主要與科技發展有關。互聯網、物聯網的發展讓人們更容易發現創業和就業機會,也讓更多傳統的工作消失。經濟共治還包括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這是說要以歷史的動態的觀點看待政府的作用。用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就包括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政府的作用。社會主義政府既可以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又可以克服市場經濟的缺陷。通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中國摸索出了比較成功的經驗。而這種經驗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得不到合適的解釋,很好地理解這一點需要發展出新的經濟政治分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改革開放后人民共和含義方面的最大變化,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歷史發展邏輯的一個變化。這種變化是基礎性的,對人民共和政治方面的發展起到了引導性和支撐性作用。

  (二)政治領域

  西方主流現代化理論中有經濟變化導致政治變化的邏輯,部分西方學者和政客妄圖通過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中國出現西方式民主政治。這種理論相信市場主體之間的經濟競爭與利益集團、政黨之間的政治競爭有邏輯上的一致性。與公有制和市場經濟不相容的邏輯一樣,他們認為一黨領導與民主政治不相容。中國市場經濟讓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實現了共同發展,這是西方主流理論所不能接受的。的確,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政治改革也在相應地進行,但經濟改革改變了新中國成立后形成的框架性制度,而政治改革沒有改變框架性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如磐石,我國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穩定運行。

  與經濟改革旨在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不同,政治改革主要在于協調不同層面的關系,包括協調政治權力內部的關系以及政治權力與社會的關系。“活力性”是經濟改革的主題,而“協調性”則是政治改革的主題。

  與西方政治強調基于個人利益、集團利益相互競爭的分權制衡不同,中國政治強調基于集體利益、個人利益相互協調的分工合作。西方權力分割邏輯下,分權制衡旨在防止政府做壞事,從消極角度保護個人自由。而在我國政治體制中,分工合作旨在促進政府多做好事,主要目的在于主動地增進人民利益。這就是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政治在制度安排上的關鍵差別。當然,人民共和政治不排斥監督制衡,但強調以分工合作為主旋律。

  政治權力內部關系的協調包括橫向關系協調與縱向關系協調兩個方面。這種協調的總基調是優化分工合作體系,在政治統一性的前提下達到既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又保持協同高效運轉的目的。政治統一性要求在權威層面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理念層面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規則層面堅持依法治國。其中最核心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所有的政治改革都要以堅持和完善這種領導為前提。在這個前提下,政治權力內部關系的協調主要是進行黨政關系協調、中央地方關系協調。

  和平建設時期,黨政關系上升為最主要的橫向關系。新中國成立以來,黨政關系歷經調整演變。1958年,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毛澤東稱為黨政一元化體制[22]。實踐中,毛澤東對黨政關系根據效率需要加以調整。鄧小平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中過于集權的弊端進行了剖析和改革。他指出:“中央一部分主要領導同志不兼任政府職務,可以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這樣做,有利于加強和改善中央的統一領導,有利于建立各級政府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管好政府職權范圍的工作。”[23]這里不宜過分夸大理解政府自主性。鄧小平只是要求黨的部門從各種具體事務中解脫出來,抓好路線、方針、政策、組織等重大問題。這些重大問題一般要經黨委常委會討論,而且每個常委歸口管理某些方面的事務。這樣實際上減少了協調的難度和復雜性。黨政關系的這種變化也影響政治中樞自身的變化。歸口管理強化了集體領導負責制,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功的共識決策機制。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中央設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各種改革方案不斷推出,決策效率得到提升。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本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以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為統領,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導向,以推進黨和國家機構職能優化協同高效為著力點,改革機構設置,優化職能配置,深化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提高效率效能,積極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

  在縱向關系層面,新中國成立后形成的中央集權的央地體制既有學習蘇聯的因素,也有中國傳統的因素。中國傳統的央地體制中有較多的分權性和靈活性因素,這也是學習蘇聯的中國央地體制沒有表現得那么僵化的一個原因。1956年,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明確地批評蘇聯中央集權體制[14]。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關于權力下放的思想。他說:“我國有這么多的省、市、自治區,一個中等的省相當于歐洲的一個大國,有必要在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之下,在經濟計劃和財政、外貿方面給予更多的自主權。”[16]177于是,權力下放成為鄧小平政治改革的一大特色。改革開放之初,下放權力調動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但出現了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各自為政等老問題,而且帶來了通貨膨脹和金融風險等新問題。中央把這個問題歸結到宏觀調控,并通過分稅制改革和建立中央銀行制度,讓中央有了調控整個經濟體系的新能力。有了這種能力,過去下放的經濟管理權限仍然可以進一步下放,而不用因為經濟混亂又收回來。這有利于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明確要求:“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24]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旨在強化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的協同高效的體制機制。與以往機構改革相比,這是一次綜合性的改革,凸顯了整體協調性特征。為什么協調性在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中的地位那么重要?這是因為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人民利益的總量越來越大,人民利益的關系越來越復雜,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難度增大了。人民根本利益一方面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制度加以保障,另一方面通過黨中央決策得以實現。如果黨中央的決策難以有效地部署,或部署后難以有效地貫徹,那么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將打折扣。不能有效決策和執行,是當今很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大國面臨的突出問題。而中國可以通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加以解決。在這種政治統一性的前提下,不斷增強協調性,可以保證人民根本利益通過有效的決策-執行過程實現。

  政治權力內部關系的協調性總體上是為了實現人民根本利益的協調性。政治權力與社會之間的協調涉及改革開放后如何處理黨和人民的關系問題。

  人民的構成發生了重要變化,最重要的變化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私營企業主等新的社會階層。對新的社會階層,如何在人民構成中明確他們的合適地位,如何讓他們參與政治生活,是改革開放后處理黨和人民關系的重要內容。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前,我國民族資產階級雖被視為人民的一部分,但屬于需要接受改造的一部分。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民族資產階級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改革開放后,私營企業主對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將他們視為人民的一部分在理論上沒有問題。然而,他們屬于什么性質的人民呢?2001年,江澤民給予了明確表達:私營企業主“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25]。這種認定不是否認私營企業的剝削性質,但這種剝削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系中受到限制的剝削,是在現有經濟社會條件下能夠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剝削。更重要的是,私營企業主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要讓企業和自己的行為能夠更好地服務國家和人民,并善待自己的員工。另外,私營企業主所擁有的財產具有更強的公共性,因為這些財產的獲得更多地受益于社會主義的公共資源和經濟政治體系。這些財產在受到法律保護的前提下,其擁有者也就需要盡更多的公共責任。私營企業主的人民性地位得到確認后,參與政治的途徑更加順暢:優秀分子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當選為人大代表等。同時,要圍繞建設親清新型政商關系,防范私營企業主脫離大眾的精英主義,防范否定民營經濟重要作用的錯誤言論。

  觀念協調是表面,利益協調是實質。協調好黨和人民關系與協調好不同階層和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密不可分。這種協調一方面要做好利益的分配,涉及前面所講經濟共享方面的內容和措施;另一方面要做好利益的表達和回應。對于后者,中國進一步完善了信訪機制和協商機制。革命時期起到關鍵作用的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繼續發揮利益協調和表達回應的優勢作用。當前,要針對人民各部分的新變化,依托國家治理體系的新發展,繼續發揮好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的重要作用。通過系統調節,黨和人民的關系將朝著平衡、有機的方向發展。

  四、走向新的政治有機體

  對人民共和國的含義進行歷史回顧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共和國建立之后,其核心理念一直沒有變,但它的構成內容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不斷生長出的新內容讓共和國變得越來越復雜,也越來越像有機體那樣呈現出整體的生命力。這個過程符合馬克思對社會有機體的描述。他說:“這種有機體制本身作為一個總體有自己的各種前提,而它向總體的發展過程就在于: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于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有機體制在歷史上就是這樣向總體發展的。它變成這種總體是它的過程即它的發展的一個要素。”[26]馬克思繼承和發展了以往的有機體思想,這種思想在于把社會看成一個相互聯系且不斷變化的整體,認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27]。社會有機體經歷了氏族、部落、部族、民族、國家等不同的發展階段,從孤立分散的發展走向今天不可分割的發展[28]。馬克思努力從人類社會總體歷史發展的角度,揭示人類如何從分散的社會有機體發展到統一的社會有機體,從壓迫沖突的社會有機體發展到自由和諧的社會有機體的規律。

  國家是人類社會有機體發展的一個環節、一個階段,它最終會走向消亡,走向自由、和諧的社會有機體。如果國家被視為有機體,那么稱其為“政治有機體”是比較合適的。“國家本是一種從社會中產生又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如果這種力量能夠重新融入社會,調和社會沖突,激發社會活力,增進社會利益,凝聚社會情感,那么它就與社會形成一種協調一致、共生共長和不可分割的狀態,也就是一種健康的政治有機體的狀態。”[29]然而,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一種壓迫性的關系構成其基本特征,這種有機體呈現出“分裂體”的狀態。如果統治階級更多地照顧被統治階級的利益,為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物品,那么這種分裂體又呈現出較為和諧或有機的狀態。不是由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國家,壓迫性關系不構成其基本特征,因而會呈現出更加和諧、有機的狀態。列寧把這種國家稱為“半國家”,只有這種“半國家”才會自行消亡[30]。

  政治有機體與社會有機體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其一是整體的統一性,使有機體能夠像生命體那樣自主地行動。其二是部分之間的協調性,使有機體成為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的分工合作體系。其三是個體和部分的活力性,使有機體能夠主動、積極地發揮自身機能。其四是有機體的生長性,有機體經歷從簡單到成熟的發展,也包括從一種有機體轉變為另一種有機體的變化。政治有機體與其他社會有機體的最大不同就是政治權力在其中起關鍵作用,統一性、協調性、活力性和生長性都要依靠政治權力實現。

  人民共和國就是具有“半國家”性質的政治有機體。一方面,國家權力會最終回歸社會;另一方面,國家權力必須真正地掌握在人民手里。“任何人行使權力都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并自覺接受人民監督。”[24]388人民共和國首先是一個國家,它要集中權力以更好地承擔從政治解放走向經濟社會解放,并最終走向人類全面解放的歷史使命。社會主義國家總體上處于經濟社會解放的階段,馬克思對這個階段的原先設想是經由資本主義高度發達階段進入的,至少意味著已經有了一個高度社會化的經濟體系。而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是在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階段進入的,因此它還要完成推進現代化的任務。如前所說,人民共和國一方面需要推進現代化,另一方面要讓現代化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這兩個方面都需要集中必要的權力,如果沒有集中的權力推進,人民共和國就不能在較短的時間內趕上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水平;如果沒有集中的權力推進,那么這種現代化了的社會就難以破除利益藩籬,不能保證現代化的成果惠及廣大人民。

  然而,集中起來的權力如何更好地融入社會,如何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人民共和實踐提供了如下啟示:

  第一,政治權力保持統一性。這包括理念的統一、權力的統一和規則的統一,分別表現為反映人民利益的理念、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和維護人民利益的法規。人民利益的核心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把握人民根本利益這個大原則,政治統一性才有可靠的保證。存在人民利益,就存在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意志,這是一體兩面。現實中的確沒有絕對可靠的方法去發現人民利益,尤其是根本利益。相較而言,一個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黨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是發現人民利益的較好方法。尤其是在發現和維護人民根本利益方面,這樣的政黨具有更大的優勢。以這樣的政黨為中心形成的黨政結構,成為中國政治統一性的可靠保證。

  第二,政治權力內部以及政治權力與社會之間增強協調性。與強調競爭、制衡的政治模式不同,協調性政治模式關注行動協調和利益協調。行動協調主要是指政治權力內部各部門、各機構之間合理分工、相互配合,形成協同高效的分工合作體系。利益協調首先保證包括人民根本利益在內的公共利益能夠得到有效維護,其次是各種特殊利益之間的相互兼容與共同促進。

  第三,經濟社會內部增進活力性。“活力”與西方主流政治理論強調的“自由”不同。有自由,不一定有活力。活力是比自由更加積極的概念,可以理解為行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活力性是有機體的關鍵特征,有的學者甚至把二者等同起來。經濟社會內部固然可以自生出活力,但政治有機體可以激發出活力。過去,革命動員可以“激發主動性”。今天,經濟動員也可以“激發主動性”。當今中國市場化過程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激發越來越多的人投身市場經濟,創造出越來越多的價值。這不是自生自發的過程,而是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互動的過程。“激發主動性”所產生的活力是有益于普通人民的。如果只有自由放任式的經濟,普通人民只能得到很少的機會。

  第四,通過主動和被動的變革保持政治有機體的生長性。政治有機體時時刻刻處于內外環境的壓力之中,只有通過不斷地變革,才能有效地應對壓力,持續地生存下去,并在這個過程中實現生長。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是政治有機體的常態。習近平說:“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31]在這一點上,中西主流政治理論沒有多大差別。由于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特征,中國政治有機體擁有更強的變革能力。

  在政治有機體的視角下,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人民共和國的演變歷史,更好地理解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的連續性和互補性,更好地理解人民共和國在新時代的整體性發展。《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32]。

  改革的整體性與政治統一性側重點不同,更多地涉及政治有機體各部分的活力性,以及由此而生的協調性問題。而政治統一性主要是指政治有機體具有統一的意志,這種意志更多地通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凝聚和實現。政治統一性面臨經濟社會活力增強而帶來的挑戰,因而需要各種各樣的協調。經驗表明,中國共產黨一黨領導的體制可以與市場經濟相容,既帶來了經濟的飛速發展,也保持了政治有機體的穩定。中國共產黨一黨領導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證。

  從政治有機體的視角來看,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思路包括:

  其一,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健康發展。遵循政治權力融入社會的政治有機性目標,鞏固和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黨內政治的重點在于保證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是以更加制度化規范化的方式建設黨政干部隊伍,二是以更加科學合理的方式做出決策。有了這樣一個能夠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執政黨,發展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就有了最可靠的保障。

  其二,國家基礎性制度堅持協同發展。我國國家民主有兩個制度支柱:一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它們是人民共和國的基礎性政治制度。依靠這兩個制度形成的民主機制從根本上決定著政治有機體中權力與社會的融合度。在黨的統一領導下,發展以人大為主要依托的選舉民主和以人民政協為專門渠道的協商民主,是中國民主道路發展正途。

  其三,國家民主堅持系統發展。從政治有機體的角度來看,法定的規范性權力不能自動轉化成在政治有機體中起實際作用的機能。從當前中國政治有機體的骨架和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出發,國家民主可以而且需要發展的政治機能主要有兩種:監督和表達的機能。健康政治有機體的關鍵內容是政治權力克服自身的異化特征,和諧地融入社會。提升當今中國政治的有機性,需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政治權力如何受到有效監督,從而不偏離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反映人民各種具體利益的聲音如何有效地表達出來,并通過政治權力予以實現。這是政治權力和諧融入社會的兩個關鍵環節。人大制度的設計目的就是讓政治權力更好地融入社會,暢通國家與社會的聯系。就監督機制來說,對于黨委做出的決策、黨委推薦任命的干部,需要相應的政治監督機制來監督落實過程和治理表現。就表達機制來說,對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內部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既要通過經濟共享的方式進行協調,更要在政治上建立有效的表達—回應機制。針對現實政治有機體中的“輸入超載”現象,要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增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等的表達—回應功能。

  我們沒有離開人民共和國所建立的基礎性制度去發展市場經濟。同樣,我們也不能離開這些基礎性制度去發展民主政治。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取得符合基本國情、保障人民利益、維護國家穩定、促進國家發展的更大發展成就。在新時代征程中,我們要從人民共和的核心理念出發,以人民共和的基礎性制度為依托,發展人民共和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不斷建設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有機體。

  五、結 語

  人民共和國作為政治有機體,是不斷生長出來的。中國共產黨結合了傳統和外來基因,立足國情,探索建立新型國家制度。新型國家制度依托新型國家促進人民共和國不斷成長為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有機體。理解這一過程,一要從宏觀歷史過程去理解人民共和的基本含義,以及基于這種含義的基礎性制度對后來實踐的規定性。二要從人民共和國的具體實踐分析主要的經濟政治矛盾以及基于這種矛盾的變化。三要從政治有機體的角度去把握統一性、協調性和活力性的關系,從這對關系中解釋新要素如何從政治有機體中生長出來。如此,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民共和國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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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儲建國 工作單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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