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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順:論民主與法治不可分 ——“法治中國”的幾個基本理念之辯
2020年01月17日 15:19 來源:《中央黨校學報》 作者:李德順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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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德順,中國政法大學

  來源:《中央黨校學報》2017年第2期

  在越來越實證化的學理研究中,“民主”和“法治”常常被當作兩個不同領域(分屬政治學和法學)的問題,仿佛它們應該是彼此分開的。形成這種分立思考的主要原因,固然是理論和實踐發展的深入和細化所必需,但也不能忽視它與兩個不自覺的成見有關:一是由于民主在實踐中推進的復雜性,使人們往往糾結于它的某些經驗形式和操作環節,因而忽略了它的總體精神和基本原則的現實意義;二是對“法治”(rule of law)的理解,也由于過分突出了它的工具性質和形式化特征,從而忽視了它的主體性根基和目的性意義。

  然而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目前都面臨著這樣一些沖突與困惑:民主的合法性來自何處?怎樣的民主形式才符合民主的本意?是否只有法律所承認的民主才是有效的民主?假如通過不合法的途徑來推進民主,能否產生有效的民主?同樣,法治的合理性根據何在?如果一切皆依現行的法律行事,是否會剝奪人民的某些權力,降低民主的效力?等等。面對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回到思想的起點和觀念的本質,重新認識民主與法治之間的內在聯系。在弄清問題的基礎上,或許有可能重新構建當代應有的秩序和規范體系,贏得“法治中國”建設的成功。

  一、民主的實質與樣式

  要把握民主與法治的內在聯系,需要首先了解民主的精神實質和歷史邏輯。

  民主的一般含義,簡單說就是實現“人民(或全體公民)當家作主”,或“民有、民治、民享”。這一似乎已無可爭議的“民主”理念,不僅有其逐步形成的歷史過程,更有一套自我證成的邏輯體系,需要我們不時地加以復習。

  作為起始的、本色的民主,是指實行“多數人決定原則”。這是傳統民主的第一大原則,沒有它就沒有所謂民主。但是在古希臘城邦時期,雅典人曾用這一原則做出了處死蘇格拉底的錯誤決定,這使民主受到了柏拉圖等人的非議。直到20世紀,還出現了法西斯主義的巨大罪行。一再發生的歷史教訓,使人們逐漸注意到“多數人暴政”對民主的危害,并終于就“保護少數”的民主意義達成了共識,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將保護少數提升為民主的又一基本原則。同時,歷史還不斷地證明,無論“多數決定”還是“保護少數”,民主的任何原則都不能僅僅停留于清醒的理智和善良的意愿,必須落實為社會生活中的制度設計、配套規則、議事程序等。有了穩定的形式,才能夠持續穩定地實施民主,不至于使它流于隨意任性的要求和夸夸其談的空話。于是關于民主的共識又有了第三條——“程序化原則”。這一原則體現了民主內容的實證化、民主實質的形式化,是民主從理想變為現實的必經之途。

  總之,今天說的“民主”,已是由著名的“民主三原則”(多數決定原則、保護少數原則、程序化原則)所構成的整體,代表了民主的完整涵義。離開了這個完整的涵義,我們在談論“民主”時,就可能說的不是同一個話題。

  要充分理解民主,還不能忘記它有兩個必備的前提,即:(1)民主的主體相關性。即民主總是一定人群共同體(國家、政黨、團體等)內部全體成員的權利和責任。不在一定共同體內,或雖是共同體成員卻并非以此身份活動時,并不是該民主體系的主體;(2)民主的價值相關性。即民主只適用于共同體的價值選擇。非關價值選擇而純屬事實、知識、科學、真理的問題,并不是民主決定的對象;同樣,純屬個人而非關共同體的價值選擇,也不是民主所承擔的事項。沒有對民主的背景、對象、條件和界限的這兩個基礎性規定,有關民主的討論就容易溢出邊界,將這個公共話題引上各式各樣的歧路。

  “三原則”與“兩前提”的結合,構成了現代民主理念的基礎和內在邏輯。據此,我們可以有一個確定的語境來闡釋民主的含義:民主,是在共同體或群體內部,人們之間平等結合,享有共同的權利和責任(義務),并就共同體的價值選擇做出決策和評議的活動方式。這一界定,可以用來回答“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民主管什么事,不管什么事”,“我們為什么需要民主”和“怎樣追求民主”等問題。只有完整地把握民主的涵義,才能充分理解它的實質和意義。

  而許多現實的沖突和困惑,恰恰是未能完整把握民主的規定性,或者將其肢解和虛化而發生的。例如,當下某些否定民主的言論,常以“多數人的無知”“多數人的暴政”“民粹主義”以及“民主的結果并不一定正確”等為理由,根本否定民主的價值。這種偏見,恐怕是停留于20世紀中期以前的民主觀念,對當代民主原則的發展缺少正視所致。所以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今天仍對“多數決定”與“保護少數”之間如何實現統一和諧缺少建設性的關注和興趣,卻繼續夸大民主主體內部的分歧,一味熱衷于“精英”與“大眾”、不同民主流派之間的分裂和對立,那么必將為顛覆民主、取消民主提供更多的口實和機會。

  如果說,在“三原則”和“兩前提”中包含的,是民主觀念的實質和精髓,那么在漫長實踐過程形成的各種民主樣式,則是民主歷史進程的邏輯演示:在“人民當家作主”這個“一級概念”之下,先后形成了“直接民主”(如選舉制)、“間接民主”(如代議制)、“協商民主”1 等若干基本類型,它們屬于民主的“二級概念”;大量具體的運作方式和經驗性規則,如“一人一票”“三權分立”、兩院制、多黨制、人民代表大會制等,可以叫作“三級概念”;再繼續下去,還有四級、五級、六級……。現實的情況是,隨著國情和民族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異,越是往下一級細化,就越是呈現因人而異、因地制宜、因時而易的多元多樣化面貌。仔細觀察當代各國的情況可以發現,事實上,除了可以在一級概念上說明民主的一致性,在二級概念層面描述的某些民主形式“家族相似”以外,越是深入于具體的實踐,就越是找不到全世界普遍適用的統一民主樣式。

  既然沒有統一樣式,那么如何評價某一民主體系之真假是非,判斷它的優劣成敗呢?按理說,判斷的標準只應該是逐級向上地“縱向驗證”,最終看其是否充分符合并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例如:“三權分立”如何切實保障“人民主權”?多黨和議會選舉怎樣避免淪為少數政客的博弈游戲,卻將99%的大眾隔離在外?人民代表大會制怎樣充分代表全體人民的意志,使它真正名副其實?等等。但是,這一縱向標準顯然尚未得到普遍的理解和應用。

  從目前世界上關于民主優劣得失的爭論看來,人們采用的仍然多半是“橫向參照”的尺度,即看是否符合某一既定模式,或者干脆用某些外在標志和間接效果(如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生活福利、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等功利效果),當作衡量民主真假成敗的尺度。如目前劃分“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標準,主要還是由一些西方國家按自己的經驗提出的,至于它們是否適合于東方國家的歷史文化條件,則遠非如想像的那樣簡單。再如,以東西方之間的比較為坐標,把東方國家走向法治完全看作是借鑒和移植西方經驗的過程,致使有些東方國家的“民主轉型”出現了“水土不服”和“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等種種不良反應;而一些自信到足以“輸出民主”的國家,在遭遇到他國抵制的同時,卻發現自己國內也面臨著新的“民主困境”;……

  實踐是如此,那么理論如何?理論界目前關于民主的討論,大都集中于某一情境中的“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共同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精英主義與大眾主義”“集權與分權”等主張之間的爭論;……這些分歧雖然貌似具有普遍性質,實際卻都局限于二、三級及以下的概念層次。它們之間的分歧則表明,問題的真正焦點,在于一級概念的共識本身尚顯抽象和空洞,未能提供切實有力的、足以解釋和包容各種主張的共同根據和標準。這意味著,回到“一級概念”層次上來,重新理解和闡釋民主的實質和根本標志,實為當今時代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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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德順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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