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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型小農家庭的興起:中國農村“半工半耕”結構再認識
2020年01月15日 10:38 來源:《中國農村觀察》2018年第4期 作者:張建雷 字號
關鍵詞:“半工半耕”/發展型小農家庭/復合型農業經營體系/彈性城市化

內容摘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以市場為主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農村社會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結構,這一結構體現了鮮明的制度化特征,是農民家庭與市場、制度“互構”的結果。在這種制度化的“半工半耕”結構下,農民的家庭收入水平和單位勞動報酬持續增長,農業經營模式日趨多元,農村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農民家庭發展形態——發展型小農家庭。

關鍵詞:“半工半耕”/發展型小農家庭/復合型農業經營體系/彈性城市化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以市場為主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農村社會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結構,這一結構體現了鮮明的制度化特征,是農民家庭與市場、制度“互構”的結果。在這種制度化的“半工半耕”結構下,農民的家庭收入水平和單位勞動報酬持續增長,農業經營模式日趨多元,農村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農民家庭發展形態——發展型小農家庭。發展型小農家庭既不同于傳統的“過密化”小農,也不同于經典理論視角下高度資本化的現代農業企業組織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無產化”小農。隨著發展型小農家庭的興起,農民家庭得以突破長期以來“過密化”農業的低水平增長陷阱,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發展。這充分體現出農民家庭內在的發展潛力,并深刻改變著鄉村社會的發展圖景。中國農民家庭正在實踐中走出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 

  關 鍵 詞“半工半耕”/發展型小農家庭/復合型農業經營體系/彈性城市化  

  基金項目:本文研究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研究:聚焦人口流入型地區”(編號:15ZDC028)的資助。 

  作者簡介:張建雷,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陜西省鄉村治理與社會建設協同創新研究中心。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中國農村發展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上。一方面,中國尚有9億多農村人口、2億多農業勞動力,維系著“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規模農業生產格局;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轉移,進入城市務工經商。這就使得農村社會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結構(黃宗智,2006;賀雪峰、董磊明,2009)。 

  農村社會的這一新變化引起了學界的激烈討論。主流觀點認為,當前小規模的家庭農業經營效率低下,無法實現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只有推進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才能真正實現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市化(厲以寧,2009)。因此,當前中國亟須建立土地流轉的市場化機制,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以提高農業的專業化、規模化、現代化水平(馬曉河、崔紅志,2002);同時,還應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壁壘,實現城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加速推動農村城市化(厲以寧,2008)。這一觀點深刻地影響著國家“三農”政策的方向。近些年來,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實踐也基本遵循這種以農業規模經營為核心的現代化路徑。 

  但是,一些學者發現,隨著農業資本化的發展和農業規模經營的興起,原有的以小規模家庭經營為基礎的農村生產關系發生了改變,農民在生產和流通領域遭受資本的雙重擠壓,從而直接或間接地為資本所控制(嚴海蓉、陳義媛,2015;陳航英,2015;孫新華,2015)。這些學者側重于考察當前農業生產領域的資本化過程,旨在分析農業規模經營的雇工問題以及由此引起的農民生產主體性的喪失和農村生產關系的分化。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受中國人多地少基本國情的制約,中國農業發展將長期保持以小農家庭①為主體的基本經營格局,因此,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應是以小規模農業生產者為主體的現代化,而不能依賴規模化的大農場。例如,賀雪峰、印子(2015)認為,農業現代化要能回應小農戶的需要,解決小規模農業經營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保障農民家庭維持“半工半耕”的基本條件。黃宗智(2014)強調發展“小而精”的家庭小農場,主張建立以小規模家庭經營為核心的縱向一體化合作體系。這些學者強調農業家庭經營的現實合理性,因而被稱為“小農經濟派”②。 

  上述分析體現了當前中國農業發展的三種不同路徑,也充分揭示了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的復雜性和矛盾性。在長期的農村調查中,筆者認識到,這種復雜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根源于中國的現實國情,即農業發展問題所涉及的9億農民出路問題,另一方面也同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密切相關。因此,上述爭論的焦點可以統一為一個基本的社會學問題:在以市場為主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家庭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將發生何種變化?筆者認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既是認識中國農業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是理解當前“三農”問題的關鍵。因此,本研究將以農民家庭為基本分析單位,系統考察20世紀80年代以來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家庭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遷,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中國農民家庭發展的獨特模式,從而對當前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問題做出新的解釋。 

  二、發展型小農家庭:一個分析框架 

  總體上看,學者們或偏重于從宏觀市場轉型角度討論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問題,或側重于在微觀層面分析農民家庭的經濟行為。相關研究可以劃分為以下3種不同的解釋范式:市場范式、階級范式和小農范式。其中,市場范式以現代經濟學中“人的行為是理性的”這一假設為出發點,強調農民經濟行為的理性特征,認為對傳統農業改造的關鍵在于以市場激勵機制增加現代農業生產要素投資(舒爾茨,2013);階級范式更注重對市場化過程中農民分化問題的研究,強調資本主義條件下農村的階級分化過程(陳義媛,2013);小農范式則強調農民家庭經營的獨特組織邏輯,即農民受家庭消費需求的驅使而勞作,直至其家庭消費需求得到滿足,這在根本上不同于資本主義企業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的邏輯(恰亞諾夫,1996)。顯然,當前農村經濟領域的復雜現實揭示了單一研究范式的局限。如何彌補上述研究中既有分析范式的不足,便成為本研究的基本出發點。 

  鑒于當前中國農村社會以小農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社會現實,本研究在小農分析范式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和借鑒市場范式和階級范式的宏觀分析框架,以農民家庭為單位,全面考察在中國當前的制度環境下,農民家庭與市場的關系及由此生成的農民家庭的基本經濟形態和發展樣態。 

  當前研究者們對中國農民家庭生產方式問題的爭論,其焦點可以歸結為農民與市場、制度的關系問題。他們或認為市場的發展將實現對傳統小農的現代化改造,或認為市場的擴張將導致農民失去生產資料而陷入無產化狀態,或認為小農家庭將以其獨特的組織邏輯在市場中生存下來。其中,制度或是作為市場關系的反映將市場對農民的改造制度化,或是作為傳統規范維系農民的小規模農業經營方式。這些研究似乎均限定了農民與市場的二元對立關系,并忽略了中國農村制度安排的獨特意義。在對農民家庭生產和生活實踐的長期調查中,筆者發現,在中國現有的制度安排下,農民家庭與市場之間并非是一種二元對立關系,而是呈現為一種有機的“親和”關系,對此,筆者用“互構”這一更具開放性的社會學概念來加以表達。 

  當前農村的“半工半耕”結構正是農民家庭與市場、制度“互構”的結果。一方面,家庭是農民參與市場活動的基本單位,在“半工半耕”結構下,農民家庭勞動力或進城務工,或在村務農,這既是農民家庭根據不同成員能力的差異所進行的經濟分工,也是根據不同成員身份角色的差異而作出的社會分工;另一方面,農民家庭的“半工半耕”結構也體現了鮮明的制度化特征,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確立的“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的基本制度安排使農民在進城務工的同時仍得以保留土地承包經營權,奠定了農民家庭“半工半耕”的制度基礎。在此意義上,當前農村的“半工半耕”結構也可視作一種制度化的結構形態。從農民的生活實踐來看,在“半工半耕”結構下,農民家庭迎來了新的機遇:家庭收入水平和單位勞動報酬持續增長,農業經營體系日趨多元,農村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農民家庭發展形態,筆者將其概括為“發展型小農家庭”③。 

  一直以來,“過密化”被視為中國傳統小規模農業經營的基本特征。在“過密化”的條件下,農業總產出和農民家庭收入仍有提高的可能,不過,這是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的,由此帶來的農業總產出和農民收入的增長只能被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黃宗智,1992)。這種“沒有發展的增長”也意味著農村經濟長期停滯不前,農民的家庭生計長期維持在“糊口”的水平。因而,只有農民家庭發展出新的生計模式,使得農業生產中的過剩勞動力不斷減少,才能徹底改變小農家庭的“過密化”狀況。在此意義上,本文所強調的發展型小農家庭正是從傳統的“過密化”小農演變而來的。不過,“半工半耕”結構下,小農家庭的發展并不僅僅限于農民單位勞動報酬的增長,還體現為一種新事物的形成過程,即形成了一種新的農民家庭發展類型。這既體現在農民家庭內部的發展變化上,也體現在由此所形塑的新的農業經營模式和城市化路徑上。

作者簡介

姓名:張建雷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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