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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助推鄉村振興的政策空間、阻礙因素及對策
2020年01月16日 11:11 來源:《理論月刊》2019年第1期 作者:黃愛教 字號
關鍵詞:新鄉賢;鄉村治理;道德權威

內容摘要:傳統鄉賢在鄉村社會的“出場”“在場”“離場”都與國家權力密不可分。傳統社會“皇權”不下縣,鄉村社會實行自治,傳統鄉賢成為名副其實的治理者。20世紀上半葉以來,國家權力向基層滲透,傳統鄉賢被“污名化”而逐漸“離場”。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亟待新鄉賢的“返場”。

關鍵詞:新鄉賢;鄉村治理;道德權威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傳統鄉賢在鄉村社會的“出場”“在場”“離場”都與國家權力密不可分。傳統社會“皇權”不下縣,鄉村社會實行自治,傳統鄉賢成為名副其實的治理者。20世紀上半葉以來,國家權力向基層滲透,傳統鄉賢被“污名化”而逐漸“離場”。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亟待新鄉賢的“返場”。然而,新鄉賢的“返場”不是傳統鄉賢的簡單復活,而是走向符合現代政策的新鄉賢。因為黨和國家已經給新鄉賢的“返場”提供政策空間,并合理限定新鄉賢社會角色。為此,重要的結論在于:新鄉賢助推鄉村振興不能逾越黨和國家的政策空間,必須堅守當下的社會角色的限度。誠然,新鄉賢的“返場”也遭遇鄉村社會諸多因素的阻礙,需要采取積極應對措施,促進新鄉賢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發揮。

  關 鍵 詞:新鄉賢/鄉村治理/道德權威

  基金項目:2017天津市教委科研計劃項目“文化權利保障視角下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對策研究”(2017sk039)。

  作者簡介:黃愛教(1979- ),男,廣西昭平人,哲學博士,天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天津 300387

 

  黨和國家非常重視“三農”問題,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基本原則以及具體措施。進一步的問題在于:如何調動全社會力量參與到鄉村振興戰略當中,群策群力,把鄉村建設成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并留住“鄉愁”之地?毫無疑問,基層黨組織與政府、農民、企業組織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都參與其中。在這些群體中,新鄉賢顯得尤為突出。學者認為,新鄉賢作為鄉村治理重要力量之一[1](p100-104),是嵌入鄉村治理結構中的新變量[2](p101-110)。梳理鄉賢研究歷史,國內對鄉賢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對鄉紳和紳士的研究,第二階段是對“新鄉賢”的研究[2](p101-110)。當前.歷史學、管理學、社會學以及道德哲學等不同學科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新鄉賢”進行闡釋、解釋和界定。尤其在鄉村治理、文化建設領域為盛。分析研究新鄉賢的學術成果以及考察當前全國各地進行的轟轟烈烈的“新鄉賢”評選標準后發現:社會各界對新鄉賢的態度是肯定性的。美中不足的是很多人將新鄉賢與鄉村精英、致富能手、經濟能人等同,沒有進行適當區分,導致這些評價是一種模糊性的肯定性評價。更為嚴重的后果是:如果忽視鄉賢固有本性、傳統、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以及當前的國家政策來談論新鄉賢,就會把新鄉賢置于不合理的“討論域”,結果是這樣的討論會進入“不合理”境遇。所以,我們認為,當下討論新鄉賢,必然要厘清傳統鄉賢的本性以及社會結構,并且討論新鄉賢“返場”的政策空間,才能更好地評估新鄉賢在助推鄉村振興的作用。

  一、傳統鄉賢的理念、比較以及變遷

  鄉賢從歷時性維度來說,分為傳統鄉賢與新鄉賢。本文在討論概念、理念之時,用的是“鄉賢”;在歷時性維度分析時,區分傳統鄉賢和新鄉賢。當前學術研究,鄉賢更多的指向意義為概念。如果從社會變遷以及文化意義上來說,鄉賢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概念,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它是根植于中國鄉村社會的一種理念。鄉賢作為一種理念,它以社會某種形態為定在,并隨著社會不斷變遷。

  (一)鄉賢的理念:傳統與現代

  鄉賢概念由“鄉”與“賢”創造性結合的歷史現象,“鄉”與“賢”兩個概念生態互動和辯證發展的結果,它經歷“鄉”的“賢”——“賢”于“鄉”——走向合一的“鄉賢”,形成了鄉賢的理念。“鄉”字,最初,在甲骨文中表示“二人相向共食”,意為“比較密切的人際關系”;后來,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認為“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幾經解釋和實踐,“鄉”字從原初的較為密切的人際關系引申到行政區劃的概念,指代“在地”“鄉邑”“鄉里”。“賢”字,在《莊子·徐無鬼》中認為“以財分人之謂賢”,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認為是“賢,多才也”等等,所以,“賢”的意義指向是非常廣泛,指代“賢達”“德行高尚的人”。“鄉”與“賢”結合為“鄉賢”,被指代“在地的賢達”“與鄉邑具有地緣關系的賢達”“鄉里中德行高尚的人”。當前,很多學者也延續傳統鄉賢概念,認為“有德行、有才華,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在鄉民鄰里間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謂之新鄉賢”[3]。

  但是,“從歷史客觀存在的鄉賢群體來看,被稱為鄉賢的人主要指的是通過“公議”祭祀于“鄉賢祠”中的人物,并不是所有在地的賢達都能被稱之為嚴格意義上的鄉賢”[4](p38-42),之所以這樣,重要的原因在于“鄉賢”概念還必須經過第二個環節,即“賢”于“鄉”。具體而言,賢達在“鄉”教化群眾、化解糾紛、維持秩序、幫助鄉親、參與事務等而澤被鄉里,使鄉民受益。經過“公議”,也可以說是承認、認同,才能進入第三個環節,即走向合一的“鄉賢”,成為“在地”“鄉邑”抑或“鄉里”的“道德典范”“精神領袖”以及“村莊秩序的守護者”。顯然,傳統鄉賢與新鄉賢之所以能夠成為“鄉賢”,并積淀成為一種鄉土社會崇尚的理念,需要經過這三個互動的環節。如果按照現代社會學理論來解釋,“鄉賢”則是一種鄉土社會人與人之間互動形成的“符號”。作為標志性符號的“鄉賢”,由于社會結構、國家政策以及社會觀念等差異,傳統鄉賢與新鄉賢的內涵是具有差異性的,如表1。宋代金華府廟學崇祀鄉賢情況顯示,傳統鄉賢集中于理學、宦業、忠節、孝義與文苑,并以理學、德行為盛。新鄉賢,以2017年河南省新鄉市首屆“新鄉賢”為例,主要集中于教育、村干部、文化名人、經濟能人,以村干部與經濟能人為盛。

  (二)傳統鄉賢不同歷史形態的比較

  鄉賢理念是歷史形成的,就社會學考察而言,“鄉”與“賢”概念本身就是變量,是變動的,不同歷史時期,傳統鄉賢呈現出不同的歷史形態。表1中清楚地顯示,傳統鄉賢的功能在于“基層治理”,而傳統社會中的鄉賢是名副其實的“治理者”,它與“仕”緊密相連,這表現了在中國傳統社會,“皇權不下縣”,縣下的鄉村實行自治,而傳統鄉賢正是鄉村自治的主導者[2](p101-110)。只不過,以科舉為分水嶺,前科舉時代,傳統鄉賢是取士的重要來源;科舉時代,傳統鄉賢必定是返鄉的“仕”。在這里,重要的結論在于:傳統鄉賢充分地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特質,即“一種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主體的入世文化”[7](p22)。進一步的推論在于:鄉賢也必然與“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相契合。

  在“家國一體”的社會文化結構下,傳統鄉賢作為實質上的基層治理者,他們必須具有的共同性是:(1)德行。傳統鄉賢必然以“修身”作為邏輯起點,而后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正如《大學》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2)才學。傳統鄉賢必須具備相當的學識,抑或為知識權威,能夠以自己的學養造福一方。表現為以知識有效地治理鄉里,或興學授徒、傳播知識,教化鄉民等。(3)權威。權威是一種獲得認同和自愿服從的合法性權力[8](p93)。傳統鄉賢最顯著的特征應當是基于德行、才學等,在鄉里獲得權威。尤其在鄉村治理領域,其作出的決斷能夠獲得認同。就傳統鄉賢的社會史考察中,他的作用在于承載向上流動、文化傳承、知識傳統、維系秩序等功能,顯然,傳統鄉賢在“家國一體”結構之中填補了鄉村社會的巨大空間,完成“家國”—“社會”的三維結構的建構。當然,這里所說的“社會”,并不具備黑格爾的“家庭”—“市民社會”—“國家”三個環節的“社會”的本性,它僅僅局限于傳統鄉賢“在地的社會”,它是無“皇權”的“社會”,會隨著不同歷史時期“鄉”的延展不斷擴展。在這里,比較“在場”的傳統鄉賢形態,可以明顯地看到以上所歸納總結出來的特性。但是,到20世紀初,傳統鄉賢的境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被迫逐漸“離場”。

  (三)傳統鄉賢的“污名化”與“離場”

  20世紀上半葉以來,社會變遷深刻影響鄉賢的境遇,傳統鄉賢也經歷“污名化”“離場”變遷。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社會戰亂頻繁,鄉村凋敝,民不聊生,鄉村賢達流失嚴重。進而連年戰亂,國庫虧空,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國家權力介入鄉村,培植新的代理人并授權其征收稅賦,形成“新式地方權威”或“鄉村領袖”。這些“新式地方權威”的合法性來源于國家政權的授權而不是鄉民認同,又因為他們橫征暴斂,是政府欺壓百姓的幫兇,與傳統鄉賢、鄉紳原有的“增進家鄉福利和保護家鄉利益”等“名節”“名望”相左,所以傳統鄉賢被污名化。而傳統鄉賢“污名化”的后果在于“大量鄉村賢德人士不愿附和權力,紛紛退出領導權,從而導致鄉村社會由土豪劣紳所把持。”[9](p33-37)

  然而,“新式地方權威”的土豪劣紳又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對象。但是,開明的紳士中國共產黨還是歡迎的,延安時期的“三三制”還將其納入政治體制中[2](p101-110)。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權力進一步向鄉村延伸,并通過一系列的社會運動從經濟、文化以及政治等瓦解鄉紳賴以生存的基礎,最終消滅鄉紳階層,鄉賢徹底“離場”。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農民成為土地主人,瓦解了地主階級(鄉紳)的經濟基礎。進而,國家權力在基層進一步強化,推行大規模的集體化,農民生活方式轉型,“農民逐漸變成原子化的公民”[10](p243-257),這樣的后果在于“沖擊甚至直接否定了傳統社會的家族本位和倫理本位”,宗族、家族等各種自治組織力量被消滅,徹底瓦解鄉賢的社會根基,傳統鄉賢在持續的鄉村運動中黯然“離場”。

  (四)新鄉賢的“返場”及其問題

  2014年,時任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同志指出,“鄉賢文化根植鄉土、貼近性強,蘊含著見賢思齊、崇德向善的力量”。在黨和政府倡導下,新鄉賢又進入了研究視野。進一步的問題在于:時過境遷,新鄉賢是否還能夠“返場”呢?毫無疑問,當下中國社會結構與傳統社會相比,已經發生變化,正如學者認為,“中國亙古及今未有過的社會巨變”“中國社會的結構和組織方式從根本上變化了”[11](p3)。但是,“今天的中國,雖然在倫理道德方面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倫理型文化沒有根本改變”[12](p4-25)。正是這一點,為鄉賢“返場”保留文化生態上的可能,也為鄉賢文化提供社會基礎。另外,改革開放逐漸深入,鄉村社會在城鎮化、市場化以及工業化等因素影響下,導致文化斷裂、內生動力不足以及鄉村治理陷入困境等等。黨和國家希望從傳統汲取有益養分,促進鄉村社會發展。進而,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向中國傳統回歸,新鄉賢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潛在”逐漸走向社會的“自在”,即新鄉賢“返場”。必須清楚看到的是: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性質、制度與政策存在差異的情況下,黨和國家為鄉賢的“返場”提供的政策空間如何?這是當下探索鄉賢“返場”不可超越的問題。

作者簡介

姓名:黃愛教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禹瑞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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