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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文化與“京城詩”
2020年01月13日 10:1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辛曉娟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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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都城文化發展的典型階段,唐代都城文化對文學的影響尤為顯著。都城的制度思想、空間形態與文化生態,對唐詩中重要的風格流派、文學主題、詩人群體的形成都影響深遠。而從初唐時期“京城詩”的誕生過程中亦可看出,都城文化對這一文體的生成具有重要意義。

  促進新詩體誕生

  “京城詩”是指以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帝京篇》《疇昔篇》、王勃的《臨高臺》為主的一批長篇歌行,主題以描寫都城風物為主,手法上多鋪敘夸飾,具有富麗堂皇、音節流暢的藝術特征,展現出與大一統帝國相襯的恢宏氣象。宇文所安在《初唐詩》中稱此類作品為“京城詩”,將之視為一種獨立的詩體,與漢代都城賦并提。從題材方面看,“京城詩”是漢代都城賦、六朝都城樂府的繼承者;就體制、藝術風格而論,“京城詩”又是唐人創造的一種新詩體。這一詩體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等人改造舊題樂府而成,之后迅速流行。杜甫《戲為六絕句》“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中的“當時體”,就是指“初唐四子音節流美的歌行體”(周振甫《略說杜甫〈戲為六絕句〉》)。

  初唐“京城詩”的誕生與流行,是長安地區音樂盛行、經濟繁榮、士風高漲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以長安為代表的都城不僅僅是詩歌的表現對象,也不只是為詩人提供創作背景,而是成為孕生這一文學形式的母體。都城長安容納古今、南北、胡漢之長,從制度思想、空間形態與文化生態三個層面,促成了“京城詩”的誕生,并進一步奠定了其體制、主題及藝術風格。

  作為天子居所和帝國中心,長安最具代表性地展現出唐王朝強大、開闊、包容的氣象,成為詩人美頌的對象。通衢大道、巍峨宮闕、繁榮市井共同構成了暌違數百年的盛世圖景,極大地促發了詩人的熱情與才思。此時賦體已衰落,近體律詩囿于格律,舊題樂府篇幅短小、次第因襲,均無法承載唐人高亢昂揚的精神和歌頌盛世的需求,時代召喚著新詩體的誕生。

  奠定體制特征

  盧照鄰等人首先感到了舊體裁與新時代的矛盾。盧照鄰在《樂府雜詩序》中以“共體千篇”“殊名一意”的說法,表達了對舊體裁的不滿,又以“發揮新體,孤飛百代之前;開鑿古人,獨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粵在茲乎”的追求,宣示創變新體的決心。“初唐四杰”援引漢代京都賦的手法入詩,改造樂府舊題,最終創作出《長安古意》《帝京篇》等鴻篇巨制。這些作品在格局、容量、章法上突破舊題樂府難以騰挪的局限,將其重塑為一種形式上繼承前代、事實上卻屬于唐人的新體。

  “京城詩”的創作目的是潤色鴻業、彰顯帝都氣象。這一點與漢代都城賦、六朝都城樂府頗具相通之處。唐代詩人兼取這兩者的長處,竭盡所能地描摹長安這座帝都。在他們眼中,長安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京城,也是唐王朝盛世氣象的象征。長安都城文化中囊括宇內的勃勃雄心、居世界之中的自我認知、盡早建功立業的文人風氣,都是“京城詩”極力呈現的對象。為實現這種創作意圖,“京城詩”兼取詩、賦體所長,形成以下體制特點:篇制宏大,長者可達數十韻,描繪京城的方方面面;句法靈活,三、五、七言交錯,自由揮灑;風格華美,藻彩飛揚。這樣的體制特征,能極致地展示大一統帝國的繁榮,也可最大限度表現詩人的才華,契合初盛唐時期積極進取、逞才使氣的士人心態。正所謂:“古詩窘于格調,近體束于聲律,惟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辟,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三)

  初盛唐時期,取士制度較后世更為多樣,詩人多因“場外之名”而獲得提拔。一些以才情見長的詩人,著力于律體以外的歌行體,以求出類拔萃、顯聲揚名。總之,“京城詩”主要體制特征的產生與定型,正是這一時期長安的文化風氣、士人心態、政治制度共同影響的結果。

  形成詩歌主題

  長安的政治軍事制度也影響到“京城詩”若干主題的形成,如獵奇博物、尚武任俠等。唐代前期幾位皇帝皆積極開邊,帝國疆域不斷擴大。統治者也以包容開放的心態,接納四方人物。這一政治軍事制度的結果,是長安城出現了遠超前代的包容性。異域殊方的寶貨陳列于東西市;胡姬、胡人出沒于馳道狹斜。唐代詩人用好奇的眼光審視這些人和物,并將其寫入新的詩歌體式中。

  “京城詩”及受其影響的長篇歌行,繼承了漢代都城賦的博物傳統,又依據時代風氣及文體差異有所創新。邊塞絕域、四方寶物、域外奇人,皆成為帝都繁華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被詩人們極力刻畫。盛唐以后,典型意義上的“京城詩”走向衰落,但繼承“京城詩”體制特征的長篇歌行仍是唐人最鐘愛的體裁之一。這些作品中,長安城中的寶貨奇物代替了整座都城成為吟詠對象。天馬、石磬、水晶念珠、赤藤杖等,讓人目不暇接。詩人以寫實為根本,輔之以想象;托辭于仙靈鬼怪,獵奇于異域殊方,創造出與世俗生活迥異的境界,令人心馳神往。中唐以后,以韓孟詩派為代表的詩人將博物傳統發展到極致,力求以更生新的句法、更怪誕的物象突破原有的審美局限。“搜奇抉怪,雕鏤文字”,體現出中唐詩歌向險怪發展的傾向。

  “京城詩”中尚武任俠主題的發展,是初盛唐時期朝廷重視軍功、吸納軍事人才等政治制度的反映。唐王朝在長安開武舉、設禁軍制度,俠少們可在不離開長安的情況下取得功名。他們或參加武舉,獲得武官職位;或加入身份高貴、有世襲權的皇家禁衛軍。制度上的改變,極大降低了任俠的難度,使任俠不再僅僅是個體行為,而上升為京畿地區的流行風氣,為各階層所效法。盧照鄰、駱賓王等人“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俠客珠彈垂楊道”“京華游俠盛輕肥”的描寫,正是長安政治制度與社會風氣的寫照。

  造就藝術風格

  長安地區奢華尚麗的文化心態、積極剛健的士風,也影響到“京城詩”藝術風格的定型。王世貞《藝苑卮言》中言:“盧駱王楊,號稱‘四杰’。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尚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隨著國力日益強盛,奢華尚麗之風彌漫于長安城。高宗武后時期,屢次擴建宮室。唐代大明宮金闕玉階,華麗程度遠超漢代甘泉宮、未央宮。到玄宗時,權臣、妃嬖、公主于長安城中競起華宅,互相攀比。與宮室建筑相映襯,長安城中流行的服飾、日用、飲食無一不以富麗為尚。以美頌帝都繁華為主題的“京城詩”,其美學特征自然也以“麗”為尚。

  此外,“京城詩”中的“麗”,既是對六朝文學的繼承,又有唐人的獨創。胡應麟《詩藪》稱:“盧駱歌行,衍齊梁而暢之,而富麗有余。”所謂“衍齊梁而暢之”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方面,“京城詩”辭藻艷麗、對偶工整的特征,體現了六朝文學的余波;另一方面,為了匹配帝都氣象,其藝術風格也有了相應的變化,即從清麗纖細變為富麗堂皇。具體而言,這表現在“京城詩”多用山河、天下、寰宇等宏大意象及歷史典故,擴充時空場域;行文以氣為主,如水銀瀉地,勢不可當;聲調瀏亮高遠,如黃鐘大呂,具備王者氣度。這種改變是文學史發展的必然,也是長安都城文化浸潤的結果。唐初統治者視魏、周、隋為正統,文化認同上以北方為主,對南朝風氣頗多否定。作為王朝首都,這一時期的長安也表現出剛健尚武的風氣。六朝詩文中細微瑣碎的物象、錯彩鏤金的手法,已顯得不合時宜。經過不斷探索,初唐詩人以富麗堂皇之氣,一掃六朝綺靡,形成了特有的美學風貌。

  總而言之,盛世長安的文化風氣,造就了“京城詩”的體制、主題和藝術風格。“京城詩”的出現,是都城文化與文學體式正向互動的結果。“初唐四杰”結合兩者的嘗試,使千門萬戶、三條九陌的巨大都城,在這一新的詩歌體裁中得到全方位、多維度展現。同樣,都城文化的影響,也幫助唐代詩人突破了六朝詩歌陳舊狹窄的體制,開拓了新的詩歌世界,創作出氣象萬千、藻彩炫目的歌行長篇。因此,萬國來朝的長安城,孕育出一種與之匹配的文學體裁,以展現其恢宏氣象;才思縱橫的唐代詩人,創生出一種能自由馳騁的詩歌體式,來承載其昂揚精神。這兩者的互動,促成了“京城詩”創作的繁榮。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都城文化與古代文學及相關文獻研究”(18ZDA23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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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辛曉娟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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