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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述評 基于CNKI數據庫文獻(2014—2019年)的分析
2020年01月17日 10:53 來源:《統一戰線學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吳春寶 才讓拉毛 孟祥鳳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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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摘 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我國民族工作的核心理念,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具有重大意義。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召開后,特別是黨的十九大召開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研究熱點。2014—2019年CNKI數據庫中的相關學術文獻顯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已經搭建起歷史、政治、文化等立體理論框架,提出政治整合、文化凝聚、經濟共享和借鑒域外經驗等實踐路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要在深度、重心、視角以及方法等方面進一步完善。

  關鍵詞: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民族工作;大一統;中華文化;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3378(2020)01-0104-09

  DOI:10.13946/j.cnki.jcqis.2020.01.012

  作者簡介:吳春寶,西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才讓拉毛,西藏大學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專業碩士研究生;孟祥鳳,西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問題與對策研究”(18XMZ018)

  一、研究緣起

  全球化進程日益加深,文化多元主義、族裔民族主義等民族政治思潮傳入我國。這些理論思潮一方面為我們理解我國民族政治現象提供了理論視角與新知工具,另一方面對我國多民族國家整合及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產生了潛在的消極影響。國內局部地區存在的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及暴力恐怖勢力,嚴重危害了我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和國家安全。綜合國內外多種因素,民族問題與發展問題、社會問題、宗教問題等各類問題相互疊加,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造成了極大挑戰。黨的十九大對我國民族工作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明確要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提出既反映了黨和國家對新時代我國民族事業發展的規律性把握及處理民族問題的新理念,也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要求。

  在學界,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召開后,特別是黨的十九大召開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研究熱點。學界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形成一定數量的研究成果。從CNKI數據庫收錄的論文來看,截至2019年12月24日, 搜索主題包括“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一詞的文獻共有954篇。從各年份的刊文量來看,2019年數量最為豐碩,共有563篇。本文通過梳理2014—2019年CNKI數據庫中的相關學術文獻,從理論框架及實踐路徑層面呈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進展。

  二、理論框架

  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體系是學界當前亟待解決的核心問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什么、如何形成、有什么作用等問題,是相關研究必須回答的重要問題。2014年以來學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搭建了比較系統全面的理論框架,闡釋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歷史、本質屬性以及主要特征。基于歷史向度分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經歷從自在到自覺的過程。從價值功能來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政治意義成為學者的普遍性共識。就特征而言,特定的文化心理符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重要的外在特征。

  (一)歷史視域

  當前學界從時間維度展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縱向研究的成果較為豐碩。學者們的觀點大體趨于一致:“華夷之辯”初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在的雛形,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覺是在近代民族存亡危機和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雙重沖擊下形成的。

  在史前時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開始孕育。作為研究人類起源的重要區域,我國大量的新石器考古文化不僅呈現出區域性特點,也證實了文化間的交融。伴隨著相互之間的交往,黃河流域的農耕文化與周邊的異域文化逐漸催生出“夷夏有別”的觀念,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建立了最初的雛形[1-3]。

  在古代,周人構造“天下觀”,將四周的“蠻夷”第一次納入天下體系,強調“中國”與“四夷”的文化差異,認為“蠻夷戎狄”是被教化的對象,接受中國文化教化便為天子臣民。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有了“四海之內皆兄弟”“大一統”的論斷。秦統一天下,“六合之內,皇帝之土”奠定了大一統的政治基礎。漢時的“華夷共祖”、魏晉南北朝的“華夷皆是正統”、隋唐時期的“華夷一家”、元時的“蒙漢一家”、清時的“滿漢一家”,都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延續性[4-6]。

  近代以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處于自在演進的狀態;近代以來,在亡國滅種的歷史危機和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夾擊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開始自發覺醒。從梁啟超單一概念的“中華民族”到泛指中國疆域內所有民族的“中華民族”,從孫中山的“五族共和論”到“國族論”,都反映了中國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共同抵御內外憂患凝聚精神力量所作的貢獻。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從國共兩黨對中華民族概念的分歧,到顧頡剛與費孝通的論辯,都反映了近代中國先進分子對重構“中華民族一體”的思考[1,5,7]。

  1989年,費孝通先生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將中華民族的闡述提升到了歷史新高度。他認為中華民族作為整體經歷了從“自在”到“自覺”的認識過程,并將表現在各民族文化上的多元性和政治上的不可分割性統一起來,構建了具有凝聚力的政治文化共同體。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論斷,完成了從學術觀點到政治話語的巨大飛躍,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精神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華民族將對內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對外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話語權。總之,中華民族共同體從來不是想象的共同體,而是懷胎孕育幾千年的歷史共同體[6-7]。

  (二)政治視域

  我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多民族既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又是我國的一大優勢。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文化共同體,更是政治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政治屬性也成了學術界探討的核心主題之一。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質上就是不斷強化各民族對祖國的認同。縱觀歷史,民族與國家相伴而生,國家在民族產生過程中起到了形塑民族的作用。秦始皇統一六國,多民族國家的一體格局基本形成,此后幾千年王朝政權的沖突與整合始終保持著“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各少數民族逐鹿中原是這個民族共同體你來我往的政治體現[6,8]。立足現實,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是多民族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西方敵對勢力企圖借此煽動我國分裂勢力制造事端,破壞民族團結。在與西方“民族國家”理論體系的對話中,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論來超越“民族國家”理論體系的話語權威,增強各民族的國家認同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9-10]。

  展望未來,在全球化視域下,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國際政治難以突破國家利益實現真正的共享世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將引領人類文明進步方向,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需要[11]。民族與國家之間從來不構成單向決定論,國家是民族維系的制度保障,民族是國家復興的精神力量。可見,民族認同在全球化時代仍然有很強的生命力[12]。“體識互構的辯證關系表明,共同體與共同體意識并不是單向性的決定論,僅靠上述識的構成元素并不能構成民族共同體持久實存的充要條件,換言之,在識的元素背后必然存在體的支撐,這就是國家。”[13]

  (三)文化視域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屬性是學術界探討的又一核心主題。中華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載體。中華民族文化包括歷史中沉淀下來的民族傳統文化、血肉凝聚的革命文化和引領社會主流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還吸納博采眾長的世界文化。民族最重要的特征是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民族心理認同最重要的依據就是共同文化。中華文化由我國各民族共同創造,各民族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相互影響又各具特色,形成了表現在多元文化之上的共同價值取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能夠更大限度地將各民族自身的優秀文化融于中華民族文化之中,將中華民族主流文化浸潤到各民族文化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體[14-16]。

  共同體意識首先意味著意識共同體,由成員的共同性關懷所支配。這需要成員之間心靈的相互通約從而形成聚合,才能解決“我們曾經是誰,現在是誰,未來要成為誰”的問題[13]。回看歷史,中國之所以在歷經政權割據、分裂后,最終走向統一,是因為強大的統一意識起了作用。統一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的重要心理積淀。近代,各族人民遭受了列強的迫害,在救亡圖存的危難時刻,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真正覺醒。各民族在抗戰的歷史命運下形成了“中華民族一體”的心理認同。在中國共產黨的感召下,各族民眾團結抗戰,堅決抵抗日本侵略,民族情感也在共御外敵中得到升華。抗戰后,朝鮮移民自覺加入中國國籍,其對自身少數民族身份的自主認同是這一時期各族人民心理認同的真實寫照之一。因此,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基于心理上的共同情感、共同道德規范、共同價值目標的共同體[8,17-19]。

  三、實踐路徑

  2014—2019年,學界進一步拓展了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路徑的研究。實踐路徑大體可以分為政治整合、文化凝聚、經濟共享。有的學者總結了國外經驗,拓寬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思路。

  (一)政治整合

  第一,鑄牢法治根基。“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只有樹立對法律的信仰,各族群眾自覺按法律辦事,民族團結才有保障,民族關系才會牢固。”[20]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概念寫入憲法,確立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憲法中的地位,彰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政治-法律共同體性質,用根本法來維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話語權威,是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需要。依法打擊一切分裂破壞活動,堅決維護國家統一,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政治前提[21-24]。

  第二,建構制度保障。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長期的實踐經驗表明其具有科學性與正確性。遵循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原則,不忘我們黨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初心,始終堅持統一與自治相結合,不斷完善《民族區域自治法》,是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制度保障[21,25-26]。民族事務治理的法治化和現代化是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社會公平正義和強化各少數民族公民身份認同的重要途徑。因此,應該加大普法宣傳力度,樹立各民族群眾對法律的信仰,充分發揮法律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作用[24,27-28]。

  建立健全民族理論與政策的學科體系,完善中國特色民族理論,讓學術話語緊跟時代步伐,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必要途徑。要進一步完善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論闡釋,明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真實存在,有效防范與避免歷史虛無主義及多元話語體系的“中華民族”解構,健全各民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知[29-30]。要加強城市民族工作,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時期民族工作的重點。要讓少數民族更好地融入城市,構建民族互嵌式社區,創造各族群眾共居、共學、共事、共樂的良好氛圍,推進少數民族在內地就業、流動的保障機制,實現地理空間、社會關系、文化格局、心理認同上的互嵌,使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幫助,形成以情感為基礎的地緣-社區共同體意識,進而上升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25,30-31]。

  第三,貫徹民族政策。民族政策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保障。從我國古代西南邊疆地區的歷史來看,由于順康雍乾四朝在西南邊疆實施了合理的民族政策,使得西南疆域日益鞏固,西南邊疆民族對國家的認同日益增進,西南邊疆與內地的一體化程度日益加深[32]。合理民族政策的實施,對增進國家認同、推動國家統一以及協調民族間的關系等發揮著積極作用。一般而言,中華民族“自在”時期的民族政策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中華民族“覺醒”時期的民族政策賦予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國家內涵;而在中華民族處于“民族-國家”建構時期的民族政策則維護了中華民族團結友愛的大家庭[33]。

  還有學者討論移民問題。相關研究對是否需要制定“移民法”、如何看待移民海外的中華兒女樹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問題進行了討論。關于移民海外和海外移民問題的討論尚沒有受到學界廣泛關注[30,34]。

  (二)文化凝聚

  第一,對中華民族主流文化的形塑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趙超、青覺將中華民族共同體象征的重建分為對物質形態象征(如博物館、紀念館、展覽館、紀念碑、雕塑等)和非物質形態象征(紀念日、儀式)的重建[35]。通過重塑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儀式來展現共同的歷史記憶和身份標識,以此凝聚人們的文化共同體意識。例如,通過祭祖文化來弘揚以“孝”為核心的倫理體系,對祖先、先賢進行祭奠活動,喚醒各民族的共同歷史記憶[36];弘揚齊魯文化中的“大一統思想”和愛國主義精神[37];體育活動、影視作品等大眾文化為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強有力的文化支撐[38-39]。

  第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又一重要路徑。例如,要在少數民族文學藝術中注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維護和發展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挖掘本民族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激發民族情感的共享與維系,同時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深扎根在少數民族文化傳統中[40-43]。在發展少數民族文化產業的過程中,也要注重開發少數民族文化中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吻合的部分,做到既有民族特色的親近感,又有國家在場的確認感,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民族地區的多元文化產業發展方向[44-45]。

  第三,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融入教育。這方面探討主要包括三點:其一,在思想政治教育課堂中創新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積極引導學生真切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涵[46-48]。其二,構建良好的校園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大學生的精神世界。比如,普及民族文化知識,梳理黨的民族政策等,培養大學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實踐活動為載體宣傳有利于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容,增進大學生的中華民族認同感等[47,49]。其三,在少數民族地區推進本民族語言和國家通用語言的雙語教育。這既能保護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推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又能增進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語言文化的認同,進而達成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50]。

  (三)經濟共享

  第一,縮小民族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其一,落實好精準扶貧、對口支援等政策,把改善民生放在工作的重點位置,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切實保障貧困地區群眾的基本生活需求,重點攻克深度貧困地區,激發貧困群眾參與脫貧工作的自覺性,健全脫貧工作的長效機制[51-52]。其二,將新發展理念運用到民族經濟工作中,充分發揮民族地區的資源、文化、生態優勢,調動民族地區自我發展的積極性,提高民族地區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力。要增進經濟利益共識,改變對民族地區優惠政策的偏見,讓人們認識到各地區互為“外源性動力”,用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夯實民族地區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24,53-55]。

  第二,加強民族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生態環境脆弱是民族地區當前尤為突出的問題。實現經濟效益與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是民族地區經濟建設的重點,要運用法治手段保護民族地區生態環境[27,56-57]。

  (四)域外經驗

  隨著民粹主義抬頭,國家分裂問題成為現代民族國家必須正視的關鍵性問題。西班牙在維護國家統一的問題上缺乏培養“國族”共同體意識的認識,成為加泰羅尼亞自治區以“國家民族”的名義宣布“獨立”的根源之一,顯露出多民族國家鑄牢國家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性[58]。同時,一些國家的成功做法也為我們提供了借鑒。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宣布獨立,經歷了國家劇變的俄羅斯在意識形態領域猶如一盤散沙,國家長期缺乏團結統一的精神力量,當代俄羅斯政治精英開始采取一系列幫助俄羅斯民眾找回國家認同的舉措,并取得顯著成績。例如:強調俄羅斯全體人民作為一個民族具有共同的歷史;通過祭奠民族英雄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以國家主流文化——東正教來凝聚人們的傳統價值觀;暫擱具有爭議的歷史事件和倡導民族團結[59]。與中國同處東亞文化圈的韓國,也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上為我們提供了成功的經驗。韓國特別重視愛國主義教育中的歷史體會教育,通過博物館、紀念館、紀念碑等緬懷愛國人物,紀念愛國事件,喚醒國民的愛國情感。我國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中,可以借鑒韓國經驗,弘揚“紅色文化”,培養各民族的國家自豪感[60]。

  四、研究評述

  學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剖析,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論參照。諸多學術期刊分別以專題欄目的形式,刊發了一系列高水平學術文章。其一,從學術成果呈現的特點來看,相關研究日益突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筑中黨和國家的作用。張淑娟、陳憲章等認為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行縱向傳布的同時[61],逐步使之成為文化自覺的起點[62]。劉永剛則從國家治理現代化入手,認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能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能塑造國民整體性規范并支撐國家治理現代化[63]。其二,相關研究更專注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宏觀層面。姜永志、侯友、白紅梅等學者將研究重點置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心理結構[64],以期構建民族心態秩序[65]。但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在深度、重心、視角以及方法等方面有待進一步完善。

  (一)延伸研究深度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有研究中描述性成分遠超過學理性探討,缺乏整合的思考和深度的理論分析。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成熟研究議題,已過了大范圍精確描述的研究階段。新時代,要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曲折歷程中尋找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本質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對策研究尚存在單一乏味、缺乏周密思考、脫離實際的情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中相關概念存在嫁接運用、無意識運用甚至濫用誤用的情況,稀釋和妨礙了概念的解釋力。比如,對“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存在“狹隘論”“泛化論”“虛化論”“拋舍論”等諸多誤讀。

  (二)轉移研究重心

  在歷史視域中,依據縱向時間軸做事實的梳理和論證,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起步最早、成果最豐富的部分。對此,目前仍舊存在大量重復研究的情況,而在需要著重發力的前沿問題研究方面略顯不足。比如,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代性研究頗為關鍵。要著重挖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代化品格,在歷史邏輯中體現其發展的延展性和歷史趨向。當下既有成果的整體性研究多于區域性專項研究,特別是對我國邊疆民族地區的現實關切嚴重不足,諸多研究并未涉及此內容,研究支路需要進一步細化。

  (三)擴展研究視角

  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目前主要局限于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跨學科研究不足。要從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學科入手聯合研究,展開解構性思考和分析。在“共同體意識”研究中,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政治文化、傳統文化等多重理論視野同時出現,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理論闕如,尚未建立能夠支撐這一概念的理論工具。此外,要平衡主位研究與客位研究的視角策略,在不同研究視野中跳出傳統研究定勢,推動理論創新。

  (四)豐富研究方法

  受制于學科研究習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有研究對質的分析和量的統計均有所運用,但結合較差,統計量化的方法運用較少且分析層次較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測量屬于思想意識范疇,思想的內隱性決定了測量的難度。科學有效、規范統一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測量專業量表有待建構。已有研究中自編量表的題項編制合理性有待驗證,缺少投射法、因素分析、方差分析、聚類分析等更為深層次的研究分析方式。要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和專門方法論的指導下,擴展使用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體系。這有利于實現實證與理解、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定性與定量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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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吳春寶 才讓拉毛 孟祥鳳 工作單位:西藏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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