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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議殷墟石器研究
2020年01月17日 16:41 來源:《文物春秋》2019年第2期 作者:楊寬 趙俊杰 何毓靈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安陽師范學院考古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摘 要:殷墟遺址出土有大量的石器, 但很少有學者對其進行系統的研究。對于已經進入復雜社會階段的殷商時期, 石器的研究應當先利用多途徑的推理方法, 結合遺址內部情況確定石器的功能, 然后“透石見人”, 從不同角度對當時社會的生產技術進行深入分析。殷墟王裕口南地遺址出土石器的研究為我們探究石器在生產技術分析、遺址功能和性質研究方面的重要意義提供了一些參考。

  關鍵詞:殷墟; 石器研究; 生產技術; 遺址性質

  基金: 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殷墟王裕口南地出土石器的功能研究” (項目編號:2017CKG002);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殷墟王裕口南地考古發掘報告” (批準號:16CKG008) 的研究成果

 

  一

  在金屬工具無法普及的殷商時期, 石器因其原料易于獲取且能夠滿足人們多方面的需要而成為人們生產、生活的首選工具, 殷墟遺址就出土了大量石器。石器易于保存的特性與其在商代的大范圍應用, 使其極具學術意義, 理應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進行系統性研究, 然而在各類殷墟相關出版物中, 石器的信息均較為簡略, 多是作為發掘報告的一部分, 停留在簡單的形制分析上, 幾乎不見有專門的著述。

  相較于殷墟石器, 濟南大辛莊遺址商文化石器的研究較為豐富, 有學者分別從石器的原料來源、分類、加工技術等角度分析和探討了先民的人地關系[1,2,3], 這為我們研究殷墟石器提供了一些思路:商文化已經步入復雜的社會系統, 石器作為重要的生產、生活類工具, 與當時的技術系統關系密切, 而技術系統是研究社會系統和意識形態系統的基礎[4]。因此, 對商晚期都城遺址出土石器的研究, 除了關注其反映出的人與環境的互動關系, 還可以將其放在社會化的生產系統中, 結合遺址內部情況, 對當時社會的生產與技術層面的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 從而了解當時的社會生產與組織情況。

  2009年3月—12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對位于殷墟西南部的王裕口南地遺址 (下文簡稱“王裕口南地”) 進行了發掘, 發現殷墟時期的道路、祭祀坑、墓葬、房基等遺跡, 出土石器1000余件, 器類主要有磨石、斧、鐮、錛、鋤形器、刮削器、敲砸器等[5], 其豐富的內涵和準確的時空關系為殷墟石器的科學研究提供了必要條件。下面就以王裕口南地出土的石器為例, 淺談殷墟石器在生產技術、遺址功能和性質等方面研究中的重要意義。

  二

  1. 石器的研究有助于解決殷墟時期生產技術層面的問題

  殷墟手工業是近年來的研究熱點[6], 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岳占偉、岳洪彬、劉煜等以陶模、陶范為研究對象, 探討殷墟青銅器的鑄造技術[7,8,9,10];李志鵬、孟憲武等著眼于殷墟制骨業, 分析骨器種類和制骨工藝流程等[11,12,13];唐際根從路網、水網的角度探討殷墟手工業的整體布局[14];何毓靈嘗試討論殷墟手工業的生產管理模式[15];等等。雖然上述成果對于殷商時期生產技術與社會經濟等方面的研究意義重大, 但當我們從手工業的角度來分析殷商時期的社會文化系統與社會思想系統時, 則需要對生產技術層面一些更加基礎、更加具體的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細致的討論, 比如:如何確認哪些工具與手工業生產有關, 具體的生產技術與工序如何, 具體分工如何, 與手工業無關的工具反映的是什么生產活動, 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能夠為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等殷商時期社會系統的相關研究提供充分的考古證據, 而石器作為殷商時期重要的工具, 是探討生產技術層面各種問題的重要對象。

  生產工具功能的推定是生產技術研究的基礎。對于石器功能的研究, 我們更欣賞一種多鏈條的推理模式:通過對石器特征的觀察與分類、使用痕跡分析、工藝設計分析等三方面的基礎研究, 推定石器的功能范圍, 然后以模擬實驗研究、民族學材料佐證等來確定石器功能[16], 最終以石器功能為直接證據進一步分析當時的生產方式[17] (圖一) 。下面以王裕口南地出土的磨石為例, 對這一推理模式進行具體說明。

 

圖一石器分析方法論框架

  初步統計, 王裕口南地出土的磨石包括毛坯和殘塊在內, 總量近600件 (因一些客觀原因, 有少量的石器尚未編號登記, 暫不計入其中) , 根據工作面的特征大致可以分為三型:

  A型數量最多, 計400余件, 其中較完整的磨石約有330件。形制不規則, 多通過打制卵石碎塊成器, 長度多在5~10厘米之間, 最長不超過15厘米, 質地以粗砂巖居多, 石英巖次之。標本2009ATYT1544J11∶6, 長8.6厘米, 寬6.9厘米, 厚6厘米, 重428克 (圖二, 1) 。此型磨石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比較易于把握;二是磨面十分粗糙, 使用平滑后即廢棄不用。從其數量和特征來看, A型磨石的使用方式為手握式, 由于其粗糙的磨面難以對器物進行精細的修制, 故推測其是在進行較大磨耗時使用的。

  B型初步統計約有160件。板狀, 厚度一般小于2厘米, 多以粉砂巖為原料, 風化和破碎得較為嚴重, 磨面細膩, 多有摩擦產生的凹痕。標本2009ATYT0944H482∶37, 殘, 長6.5厘米, 寬6.1厘米, 厚1.5厘米, 重81.5克 (圖二, 2) 。相較于A型磨石, B型磨石不易把握, 背面一般不修理, 比較粗糙, 推測可能是為了增大與地面的摩擦力, 而細膩的磨面則顯示出這樣一種工作場景:手握加工對象, 在磨石上進行精細的磨制。

  C型數量較少, 不足20件。形制不規則, 長度在10厘米左右, 多以砂巖為主, 磨面較B型磨石略粗糙, 磨面上有一道粗細較為均勻的長條形凹槽, 凹槽內擦痕較長直, 方向一致性較強。標本2009ATYT1545F7∶22, 長7.8厘米, 寬8.3厘米, 厚1.7厘米, 重129克 (圖二, 3) 。從工藝設計角度分析, 長條形長槽更有利于控制加工對象的磨制路徑, 其規整的長條形磨痕也可以證明此點。故推測這種磨石可能是用來磨制修形的, 其加工的對象需要對磨制方向有較好的控制。

  雖然上述三種類型磨石最終加工對象和具體功用的確定還需要結合大量的微痕分析和實驗數據進行研究, 但通過上述分析過程, 我們已可以初步確定這三種磨石是磨制或修整某些器物的重要一環, 這可以為我們復原該遺址工具的加工技術與工藝流程提供重要參考。同時, 工藝流程分析與模擬實驗研究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殷商時期生產效率、生產組織等相關問題, 進而為了解手工業生產的專業化與標準化等提供有力證據, 達到在更為復雜的社會生產研究中“透石見人”的目的。

  2. 石器的研究有助于遺址性質的推斷

  殷墟是晚商時期的都城遺址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 但遷都于此的原因、都城的布局形式、管理制度等問題還需要更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 而殷墟內各遺址功能和性質的判定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基礎。殷墟內的遺址種類復雜多樣, 一些遺址的功能和性質還不是十分明確, 我們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對它們進行探析。

  一方面, 我們應該注重單個遺址內功能區的劃分。這種劃分并不僅僅是簡單的生產區、生活區和墓葬區的劃分, 而是關注生產和生活活動的研究, 還原當時的生產面貌, 進而為斷定遺址性質提供依據。從出土的考古材料來看, 原生堆積 (Primary Refuse, 在本文中特指在生產、使用過程中產生的原位堆積, 未經過后來文化或自然的擾動, 與其相對應的是次生堆積“Secondary Refuse”) 與共出關系最具說服力[18]。但生產過程的原生堆積在殷墟的考古發掘中并不多見, 因此一些看似有意義的共出關系因缺少了重要的背景關聯而失去了直接推理的可能性。比如在王裕口南地的出土材料中, 大量的磨石與骨料在灰坑中共出, 在未明確灰坑的性質之前, 我們不可能據此直接定性磨石是用來加工骨料的。因此, 在缺少原生堆積信息的遺址內, 功能區的劃分還需更多的推理途徑, 石器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對于作坊類的遺址, 通過對石質生產工具功能的研究復原其技術工藝的可能性在前文中已經得到肯定, 而工藝流程所需的空間特征則可以結合發掘過程中的工作面信息進行推斷, 再以民族學和實驗考古學佐證, 與遺址空間特征進行比較性的研究, 從而確認遺址的功能分區。

  圖二王裕口南地出土石器

  1.A型磨石 (2009ATYT1544J11∶6) 2.B型磨石 (2009ATYT0944H482∶37) 3.C型磨石 (2009ATYT1545F7∶22) 4.鋤形器 (2009ATYT0945H382∶1)

  另一方面, 我們要注重遺址內部各種遺物的關聯分析。遺址功能區的劃分是判斷遺址性質最有力的證據, 但判定遺址功能并不容易, 而且有些遺址的功能并不是單一的, 這些都為遺址的定性增加了難度。這就要求我們要特別注意遺址內部各遺存的關聯性研究, 即要關注遺址內各種遺物, 特別是大量的石器、骨器等工具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間所表現出來的關聯意義。比如在過往的研究中有兩個關于殷墟遺址性質的常見問題:殷墟內是否進行農業生產?手工業的專業化程度如何?王裕口南地鋤形器的發現似乎可以為我們提供一點線索。

  王裕口南地共發現6件殷墟時期的鋤形器, 除1件為陶制外, 均為石質, 形制大體都呈亞腰形, 凸刃, 刃部較鈍厚, 無明顯使用痕跡, 長約10厘米, 寬約5厘米。如標本2009ATYT0945H382∶1, 石灰巖質, 長8.6厘米, 寬5.2厘米, 厚1.5厘米, 重105克 (圖二, 4) 。這種器物在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大山前遺址中也有發現, 應是一種兼具勞動技能訓練功能的兒童玩具, 其對應的生產工具是一種用來碎土與耙草的石鋤[16]。該種器物在王裕口南地出土, 能為我們提供兩個基本信息:一是遺址內有小孩子生活, 二是對小孩子進行的是與土地掘挖活動有關的訓練。據此我們可以推測, 雖然遺址內發現有磨石、骨料等與手工業相關的遺物, 但該遺址在殷墟文化的某個時段, 人們期望孩子 (也可能是部分孩子) 未來從事的生產活動并非是手工業, 而是與土地勞動相關聯, 而孩子的存在也說明該遺址的性質偏于生活化, 這從側面反映出遺址的手工業生產專業化程度不高, 一些人的工作很有可能與土地勞動相關。此外, 殷墟手工業作坊有按功能區集中分布的特點[19], 如鐵三路制骨作坊具有“驚人的規模、高度專業化水平和復雜的生產組織”, 說明該區域可能是以商品性生產為主[11], 而王裕口南地的手工業特點與鐵三路遺址有很大區別, 這就為我們進一步探討殷墟的社會組織與管理制度提供了一個比較的視角。

  對殷墟內遺址性質的研究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諸多遺址都經過了反復利用, 遺址的性質在不同的利用階段也許會有很大的差異, 因此, 研究遺址性質需要對遺址的形成與廢棄過程有一個較深入的認識, 這也是今后在發掘與研究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的問題。

  三

  以上分析為殷墟石器研究可能解決的社會生產和組織問題提供了一些參考。

  從選題來講, 生產技術、工藝流程、生產效率、遺址性質等問題, 都可以從石器分析的角度入手。由于各遺址的性質與出土材料不盡相同, 在發掘和研究的過程中要注意分析各自的獨特性, 提出需要解決的問題, 并以問題為核心, 利用考古材料與相關技術進行研究推理。

  從方法論來講, 我們可以以石器為研究對象, 利用多途徑的推理方法來確定石器的功能, 而石器等生產工具的重點分析和組合研究與遺址的空間布局、自然背景等的關聯分析對于解決社會生產的相關問題則顯得更為重要。在“透物見人”的過程中, 民族考古學與實驗考古學均可作為重要的研究方法, 從不同角度進行推理佐證[2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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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孟憲武, 李貴昌, 李陽.殷墟都城遺址中國家掌控下的手工業作坊[J].殷都學刊, 2014 (4) .

  [20]陳勝前.考古學研究的“透物見人”問題[J].考古, 2014 (10) .

  (部分圖表略,詳見原文)

作者簡介

姓名:楊寬 趙俊杰 何毓靈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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