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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農村法治的實踐障礙與制度邏輯
2020年01月17日 09:42 來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作者:王建國 郝潔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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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摘 要: 農村法治現代化建設是當代中國法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現農村治理的法治化關系到法治中國夢的實現。目前,經濟發展滯緩、農民法治意識淡薄、農村法治建設的法律體系不完善以及農村法治文化落后等諸多因素嚴重阻礙中國農村法治建設現代化的步伐。化解農村法治現實困境的有效方案必須以法治化的實踐方式著力推動農村法治建設穩步實施,包括完善立法保障農村基層法治推進,增強農民參與治理的權利意識,推廣公益律師參與鄉村維權制度,踐行農村法治、德治與基層自治共進的治理模式,強化黨和政府對于法治農村建設的領導力和向心力。

  關鍵詞: 法治中國;農村法治建設;農村治理法治化;法治發展

  作者簡介:王建國(1968—),男,河南商水人,鄭州大學法學學科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從事法學理論、司法制度研究;郝潔(1991—),女,河南商水人,鄭州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鄭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生,碩士研究生,從事法學理論、司法制度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現實問題研究”(2015MZD042)

  當下的中國已經進入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作為國家戰略的偉大目標已經得到黨的文件和國家法律的確立并付諸一以貫之的建設實施。這一戰略涵蓋了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自治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位一體的國家法治建設。作為占據國家人口數量多數和區域面積廣闊的農村而言,法治農村是法治中國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法治建設題中應有之義。考察中國農村法治現代化建設的歷程和現狀,應充分認識其特殊性。相較于現代化的城市而言,農村客觀上存在著經濟基礎較為薄弱、農民參與鄉村治理的渠道不暢、農民維護權利和守法的法治意識相對淡薄、農村法治建設的法律規范體系相對不完善等諸多障礙性因素。這些客觀因素一定程度上制約和阻礙著農村法治現代化的推進和實現。分析研究影響制約農村法治現代化的現實障礙性因素,因時而進制定出推進農村治理法治化科學有效的方案并以制度化的法治規范予以保障實施,對于農村治理法治化協調跟進法治中國的整體建設和實踐無疑具有極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農村治理法治化與法治中國戰略之間的內在關聯性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對美好生活日益增長的需求和社會發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間的矛盾[1]。對于進入新時代社會變革突飛猛進的當下中國而言,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引發了社會結構的急劇變遷[2]。社會結構的變化相應催生階層分化,與此相應帶來不同利益群體多元化的利益格局。社會結構變化和利益群體多元化對國家治理提出了挑戰,即對國家如何平衡、平等和充分發展等問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妥善處理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法治建設的矛盾沖突,保障不同階層不同區域間人民利益的平等,實現社會的健康穩定發展,促進法治中國戰略目標實現,成為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背景下鄉村治理法治化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中共中央就明確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3]的改革目標,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設定為中國當前社會治理的一項重要命題,并將“推進法治中國建設”[4]3確立為實現國家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總體目標的基本途徑。及至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推進全面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公報就全面依法治國和實現法治中國做出了宏觀架構上高瞻遠矚、微觀計劃上具體詳盡可行可操作的法治規劃。《決定》強調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提出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宏偉戰略目標。中共十九大繼續推進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所確立的法治建設的宏觀戰略,進一步強調“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厲行法治,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1]。

  中共中央為了加強對法治中國建設戰略的整體實施推進和全國法治規劃的統一領導,專門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領導和協調全國范圍內的法治規劃實施和建設。回溯近年來的國家治理進程,可以看出,法治中國的戰略目標確立并得以堅持貫徹實踐,表明法治已成為黨和國家治國理政常態化的基本方式。從歷史經驗的總結看,法治也更是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工程走向偉大勝利的必然方式。法治中國將社會主義建設宏大事業的各項工作納入法治化軌道,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形成并提供完善的法治保障體系,展現了法治這一現代國家治理方式在中國語境下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實踐的具體適用。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涵蓋了國家層面、政府層面以及社會層面的各項建設,這也構筑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體目標。踐行法治、實踐法治也是處于新時代的中國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方針和基本路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是因循守舊也不是照搬照抄西方法治模式,而是要在堅持中國特色基礎上加強改革,以法治方式改革已經與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體制、制度和機制。法治中國建設就是要“推進法治中國的社會基礎再造,形成法治中國建設的強大推動力量,從而為確保國家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法治基礎”[4]4。法治中國理念的提出在國家層面明確了中國法治發展的理想愿景,而法治中國的具體實踐不僅需要國家宏觀上戰略方針的確立,還有賴于地方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有賴于法治中國有機組成部分的農村治理法治化的有序推進和具體實踐。

  中國這樣一個地域廣袤、傳統農業人口占據主體的大國要實現現代化和法治化,農村治理的法治化不可忽略。考察法治建設的歷史,各國現代化過程中法治建設的水平和法治實現的整體狀況一定程度上與地方法治、農村法治建設的綜合水平密不可分[5]133,“需要地方在本行政區域內采取扎扎實實的制度措施來充分體現法治原則的要求,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有效實施”[6]。農村地方法治建設是法治中國這一國家戰略的宏大表述在具體地理空間的實踐展開。農村法治在展現地方主觀建構功效的同時,也蘊含著國家整體的法治建設對傳統社會治理法治化的現實回應,體現出法治中國建設的主觀性理論建構與客觀性社會現實回應的科學統一。一方面,法治中國建設的具體展開需要充分發揮各級黨委、政府主動性推進的制度建構;另一方面,法治建設也無法脫離一個國家傳統農村走向城鎮化、現代化和法治化的具體社會現實條件[4]10。這種主觀與客觀的歷史統一反映到實踐中,就表現為中國城鄉地方之間法治發展的不平衡現象,新時代的法治中國建設作為國家戰略就擔負起解決區域法治發展不平衡的時代重任。

  “法律應當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有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7]作為一個幅員遼闊正經歷傳統走向現代的東方社會主義大國,東西部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在諸如經濟發展、教育文化水平、社會結構模式、習慣傳統等各個方面都呈現出區域化的特色和不同的發展態勢,由此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作為社會發展組成部分的法治建設亦存在著差異化的區域法治現象。城市鄉村基于經濟條件和文化氛圍的不同區分為一個國家的不同區域,因而不同地域之間的法治發展也呈現了區域化特征。區域法治發展概念的提出,“是對國家法治過于均一化、缺乏能動性、實踐性乏力等局限的反思”[5]131。顯然,區域法治建設有助于推動中國地方積極探索法治發展的實踐模式,提升法治中國建設的實踐效率。然而,不能否認的是,中國既往關于區域法治發展的學理關注更多地集中于先發地區的法治發展,對于相對落后的農村地區更多的強調傳統鄉村的習慣治理。而對法治強勢介入鄉村社會生活的現實缺乏足夠的區別關注,農村治理法治化建設的研究以及制度設計則仍然是與城市法治建設整齊劃一的對待,農村法治建設缺乏地方性法治策略的應對。

  法治中國建設作為國家層面的戰略實則是從宏觀上對于國家整體的法治建設設計的宏偉藍圖。中國農村地區法治建設的具體實踐,亦是這一藍圖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而法治中國建設必須要對農村法治建設的治理功能予以充分的關注。農村治理法治化不僅是法治中國建設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農村治理法治化對于執政黨獲得民眾持續支持贊同維護政權合法性也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農業、農村、農民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大國不僅革命年代處于核心位置,而且“三農”問題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社會發展和國家治理中事關人心向背、社會主義事業成敗和執政黨政權存亡不可忽略的關鍵問題。在當下中國,不僅農村面積占據中國領土的大部分,而且農村人口也占據著中國人口的很大比重。“對于農民這一如此廣大的群體、農業這一如此關鍵的產業、農村這一如此重要的社區,如果任其游離于法治之外,則依法治國只能是空中樓閣。”[8]因此,法治中國建設不僅要關注先發區域城市的法治建設和發展,而且更要注重農村地區的法治建設水平和協調均衡發展。基于中國農村地區法治發展相對落后的現實,更應當在學理與實踐兩個層面給予農村法治傾斜,真正實現法治中國建設的全方位落實,推動法治建設成果的全民共建共享。

  二、新時代轉型期農村法治建設的障礙因素

  農村地區法治建設是整體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基礎,協調統籌平衡推進城鄉法治一體化建設也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內容[9]。新時代主要矛盾的變化需要依法治的方式改變農村與城市法治現代化發展程度水平不平衡的現狀。國家法治建設的著力推進雖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村法治觀念,但長期以來,傳統社會諸如“無訟”“厭訟”的文化觀念以及宗族勢力、熟人社會的關系模式仍舊深刻地影響著中國農村地區的法治發展。法治的號角雖然在農村吹響,普法教育也是常年實施,但農村地區傳統習慣的守舊觀念和輕視法治的習俗仍然沒有顯著改觀。農民工大量外出,留守兒童、留守老人成為農村常態化現象,農民權益并未得到有效的法治保障,農村法治建設亦未取得如同城市地區治理法治化的實踐成效。中國農村地區法治建設的現實障礙性因素,具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經濟發展方面的障礙性因素。從法治發展的社會條件而言,農村經濟發展較之城市相對滯緩,導致法治發展的物質保障與社會基礎相對薄弱。考察法治發展的歷史,可以說現代法治的勃興是與近代以來的市場經濟相伴而生和發展的,市場經濟構成了現代法治生成和發展的經濟社會基礎[10]。然而,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農村社會的經濟形態更多地表現為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即使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取得一定成效,鄉鎮企業經濟也一度有所發展,但最終由于競爭的激烈而改觀不甚顯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仍舊處于相對受限制的境地。加之城鎮化發展的滯緩,城鄉二元化的社會仍然束縛和制約著農村現代化和法治化的發展,使得中國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的飛速發展形成鮮明的對比。“薄弱和落后的經濟基礎決定了農村法治進程處于先天需求的不足和后天發展的障礙。”[11]一方面,由于農民社會生活的相對封閉與熟人社會的結構模式,傳統宗法觀念仍然根深蒂固,使得農村生活對法律的需求度相對不高,社會矛盾糾紛的解決更多地依賴自我救濟的方式;另一方面,農產品價格偏低導致農民經濟收入較低,也間接影響農村法律發展的經濟支撐和社會保障。由于經濟能力有限,農民解決矛盾糾紛通常拒絕成本較高的訴訟程序,訴求司法裁決方式的維權在大多數時候淪為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因此,農村相對淡薄的社會經濟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和阻滯農村法治的發展進度。

  其二,農民法治意識淡薄客觀存在。從社會主體的法治意識角度而言,農民法治意識相對淡薄、法律能力不強、法律知識匱乏對農村法治發展有著重要影響。法治發展最強大力量在于人民參與,農民群體是中國農村社會法治實施和實現的主體,農民個體法治意識的復蘇和主體權利的覺醒對法治農村建設具有推動作用,關鍵在于農村法治主體的積極參與。然而就現實而言,中國農村地區農民的主體意識尚不足以支撐法治發展,這是因為農民的法治觀念、法律知識、法律能力客觀存在不足。從法治觀念的角度而言,中國農民尚未形成與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相適應的法治觀念,主體意識缺失、權利意識模糊薄弱一定程度存在,奉行餓死不打官司“無訟有德”的觀念,遇到糾紛往往求助鄉鄰族長調解息事寧人或者采取“以暴制暴”的私力救濟;從法律知識的角度而言,大量農民缺乏對國家立法現狀的認知、對浩如煙海的法律無所適從、對自身的法定權利認識不足;從法律能力的角度而言,農民缺乏運用法律知識和法律程序維護法定權利的能力,在發生權利侵害時,不能有效地運用法治手段加以解決。即使是市場經濟和法治建設發展了二十余年,農民本身仍尚未形成同現代法治相匹配的法治素養,這一現實已然成為農村法治發展的現實障礙性因素。由是觀之,普法教育的法制宣傳任重道遠,法治農村建設需持續加大推進農村法治教育的普法工作。

  其三,農村法治建設的制度體系欠缺完善。多年來,黨和國家先后制定了不同部門領域的法律制度,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應當說已經實現了社會生活有法可依的理想狀態。然而,從農村法治發展的制度層面而言,由于中國當前的法制體系是針對現代化的法治模式設計,難以對傳統習慣仍然根深蒂固的農村法治發展形成全方位的制度支撐。與城市地區法律制度實施的良好情況不同,農村地區的法治實踐情況不容樂觀。伴隨著農村機械化和城鎮化發展,傳統相對封閉的農村社會結構逐漸破冰,農村社會的外在交互性越來越強,由此而來的是農村剩余勞動力長期外出務工人員數量增加。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增多不僅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也給農村社會生活帶來新的治理問題,諸如留守兒童教育、孤寡老人養老、土地權利流轉以及因征地拆遷失地農民權益維護等社會問題,這顯然不是傳統的禮法關系與單純的鄉規民約所能解決的。由此所產生的后果在于,原本在農村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宗族倫理逐漸喪失了既往的有效性,從而需求法律制度的填補。隨著農民法律意識的逐漸增強,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促使農村訴訟糾紛日漸繁多。與此相對應的,則是中國農村立法體系的不完善。一方面,對于農村社會的諸多新生問題,涉及農村發展的立法尚不能實現現代化背景下對傳統農村的改造和良好實施,反映出中國農村立法愿景與實踐之間的分離;另一方面,農村村民自治制度缺乏足夠的法治保障[12]。雖然《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為農村的基層民主政治奠定了基本的法治和必要的法律支撐,但就農村自治的運行狀況而言,村民委員會法律定位不清晰、村民民主決策形式化表面化、宗族主導農村基層社會、“賄選”等問題仍不同程度存在[13]。諸如此類的現象表明,中國農村法治發展顯然有待于法律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其四,農村法治文化相對薄弱阻礙農村法治發展。中國農村深受傳統文化洗禮,民間文化或是宗族理念在農村鄉間處于主導地位,但民間文化或宗族理念有時與現行法律不一致。農民保有對權力的高度信賴,“青天老爺”人治思維仍舊根深蒂固。隨著經濟日漸發展,農村糾紛層出不窮、種類花樣繁多,“人治”思想導致村民有“訟”不通過法院而是依靠村委會或村大隊等解決糾紛。農村法治發展的現實狀況急需政府深入探究農村法治困境產生的內在機理,進而科學制定對農村法治發展的指導性舉措。從現實來看,中國農村地區顯然缺乏與現代法治相適應的法治文化土壤。中國農村社會通常表現為一種熟人社會,村落內部成員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宗族血緣關系,彼此熟悉,崇尚“無訟有德”。這種獨特的社會結構使得成本較小的內部調解成為村民解決糾紛的主要手段,而法律作為一種規范化的秩序手段則由于較高的社會成本,農民較少選擇。農民遇到糾紛和需要維護權利時,比較各種救濟渠道和方式,綜合考量后選取訴訟方式往往是迫不得已或者在人命關天之際的最后一種選擇。以儒家學說為根基的宗法思想在中國農村地區仍舊較為根深蒂固,這種思想顯然與現代法治所追求的法律至上、權利本位、權力制約思想相去甚遠,進而導致農村對法治的輕視。

  三、新時代推進農村法治建設的實踐路徑與制度完善

  破解農村法治建設的現實困境,消除阻礙農村法治建設的障礙性因素,實現農村社會生活的法治化,需要以法治化的建構路徑推進農村各項社會制度的不斷完善。農村法治的建設與完善并非單純的制度建構,而是要在已經制定的法律體系基礎上,形成人人遵從法治、信仰法治的法治文化氛圍,形成法治的良性運轉。綜合而言,中國農村法治建設的實踐道路必然包含多個向度的制度合力協作。

  其一,立法完善農村法治建設的制度體制。農村法治建設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支撐之上,亦即通過進一步的科學民主立法工作,完善中國農村法治實踐的制度依據。作為法治的邏輯起點,制度體現著特定社會利益群體的秩序化要求。對于農村地區的立法而言,要重點完善涉及民生、教育、醫療、最低生活保障、留守婦女兒童老人權益等與農民切身利益相關的法律制度。通過完善法治以制度化保障和促進農民生活幸福以及農村社會穩定發展,讓廣大農民能夠真正感受到法治建設的安全感,分享體會到國家社會發展的成果效益,進而提升農民參與農村法治建設的主體性和積極性。與此同時,政府要積極實施法治,堅持黨領導下的良法善治,實現立法為民保障農民權益的理想目標。針對農村地區司法救濟成本高、訴訟難度大的問題,要致力于形成農村基層司法組織的合理架構,堅持并完善中國農村地區巡回法庭、臨時法庭等相應的糾紛解決模式。

  其二,培育農民參與治理維護權利的法治意識。農村法治建設需要確立村民法治意識,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圍,為農村法治建設提供意識支撐。作為法治建設在意識形態層面的基本依托,法治意識集中體現著特定社會群體內部成員對社會生活的美好向往[14]。法治意識不僅對農村法治建設有著重要的引導與耦合功能,而且直接構成衡量農村法治建設狀況的一把標尺。中國要推動農村社會由人情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必須加強村民法治意識的培育與確立,進而實現中國農民對于自身權利的理性認知。理想愿景下的法治意識應當包含權利意識、主體意識、責任意識與規則意識,進而形成整體意義上的農村法治文化[15]13-14。借助法律意識的確立,不僅有助于外在的法律制度內化為村民自身的思維理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于村民提升法治建設的認同感。因此,中國農村地區法治建設必須致力于加強農村地區的普法教育,提升農民的法律知識與法律技能,進而養成學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法治習慣,強化農民作為農村法治建設主體的法治意識。

  其三,完善農民維權的法律保障制度。現實生活中農民維權成本高、維權難的現象普遍存在,要從制度上完善吸納法律人才參與保障農民維權的措施。公益律師制度是國家保障弱勢群體權利維護和實現的一項法律制度,農村法治建設需要積極發揮公益維權律師的法治功能,引導公益維權律師參與農民維權。農村法治發展落后于城市法治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與法律人才的缺失有關。由于區域間的社會經濟不平衡發展,更多的優秀法律人才傾向于選擇城市作為工作地點。而對于占據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地區,優秀法律人才則處于嚴重缺位的狀態。當前,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團隊不僅在數量上遠遠落后于城市地區,而且這些團隊本身也呈現出參差不齊的法律素養,難以保證優質的法律服務。在矛盾糾紛逐漸增多的背景下,法律服務力量的乏力所造成的后果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農村內部的社會矛盾難以得到及時妥當解決,村民難以尋求合理的解紛途徑實現利益的保障,這一現實嚴重破壞了農村地區的法治發展。在此背景下,中國公益維權律師制度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緩解法律資源的供求緊張,為中國農村法治建設提供重要力量。公益維權律師顯然更加強調公益,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商業化的運作規則,它通常以對公民權利的維護作為法治使命,契合中國法治發展與社會進步的規律和趨勢。顯然,對于社會經濟相對落后的農村地區而言,公益維權律師制度的確立和發展有助于農民獲取國家層面提供的低成本的法治服務,對于農村矛盾糾紛的解決和法治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其四,法治、德治、自治協同推進農村治理。農村法治建設要依法治規范農村基層自治,以德治引領農村基層自治,堅持政府推動與社會自治相結合的法治發展模式。在哈耶克看來,人類法治的發展模式無非兩種,一種為“人造的秩序”,另一種為“自生自發的秩序”[16]54。前者相信人類能夠憑借道德稟賦與智識實現社會文明秩序的型構,而后者則認為人類法治發展更多地來自社會本身的自我演化。循沿這兩種不同的邏輯思路,法治發展路徑也被具體化為政府推進型與社會演進型兩種。這兩種類型的法治發展模式之間并非絕對的不相容,實際上兩種模式可以成為相互補充的關系。也就是說,國家法治發展應當在強調國家立法推動的同時,充分觀照和尊重社會本身所孕育的自治因素[15]3。對于國家立法的強調并不意味著對農村自治規范的否定與拋棄,恰恰相反,中國農村法治的制度依據應當是國家立法與自治規范的結合。這是因為社會中經過歷史演進形成的習慣、道德、慣例、風俗等社會規范都會固化為這個社會的秩序和制度的內在部分,因而構成以維護社會秩序為使命的法治的不可缺失的構成部分[17]。“沒有這些非正式制度的支撐和配合,國家正式的制度也就缺乏堅實的基礎。”[18]考慮到中國農村地區法治后發的現實,必須借助政府對法治的推動作用,這對于“人治”思想較為濃厚的農村地區而言,能夠顯著提升農村法治發展的效率。與此同時,基于人類智識的有限性,僅有政府的理性建構顯然不足以實現農村法治化。誠如哈耶克所言,“我們所欲圖完善社會的努力都必須在我們并不可能完全控制的自行運作的整體中展開,而且對于其間各種力量的運作,我們只能希望在理解它們的前提上去促進和協助它們”[16]81。因此,中國農村法治發展應當走建構型與演進型相結合的法治發展路徑,在保留政府引導和推動法治的同時,充分發揮社會道德引領與民眾自我約束的內在助推力。法治、德治與自治相結合這一模式也契合了當下中國法治發展過程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戰略方針。

  其五,以法治化農村建設增強農村基層政權的向心力。目前中國正在經歷由傳統到現代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中,重塑社會結構的歷史重任自然要由國家以法治的方式推行。國家主導政府推進法治實施體現中國特色的法治模式外顯特征,在這種模式下通常由國家中央政權機關先行立法,通過國家政權系統貫徹實施,解決強化基層政權對于法律和政策的具體執行力度[19]。隨著改革深入、經濟發展,城鄉二元結構不斷加深,在貫徹法律實施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基層政權缺乏凝聚力與信服力的問題,部分村民對基層政權逐漸產生抵觸情緒。一方面,基層政權領導干部法律素質參差不齊,有些甚至是“法盲”,利用“以暴制暴”進行管制;另一方面,有些基層政權完全被宗族派系掌控,視法律于無形,形成危害黨和政府形象的黑惡勢力。因而,要通過法治實施保障基層民主的實現[20],增強黨和政府的向心力和公信力。具體而言,需要積極拓展基層政治參與方式,如改革選舉制度,堅決杜絕基層政權受到家族派系勢力影響控制,讓村民的合理訴求得到解決;要提高基層干部的法律素質,加強法律培訓,解決土地宅基地、房屋及婚姻家事等方面頻繁發生的法律糾紛;要深入開展農村打黑除惡專項活動,貫徹憲法和法律的實施,提高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深化推進農村法治現代化的良性發展。

  結 語

  當前,在法治中國建設穩步推進的時代背景下,農村法治發展對于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歷史進程具有深刻影響。面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一重大法治議程,農村法治的發展很大程度反映了當代中國法治運行的基本狀況。應當看到,中國城鄉經濟發展處于不平衡的現實狀況,基于此城鄉法治發展同樣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的區域差異性。誠然,實現農村法治現代化仍有諸多需要改進的問題,需要整合國家法治與區域差異并統一于新時代法治社會。對于當前轉型期的農村法治,應從經濟基礎、主體意識、民主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深入分析,始終本著從中國國情實際條件出發、堅持自主創新型改革發展道路的精神探尋解決困境方案,深刻認識當代農村法治發展特點,積極推進農村法治發展的區域分析與差異化研究,深入總結中國農村法治發展的經驗教訓,強化農村主體法治意識,不斷提升農村治理體系與鞏固基層政權,以期實現新時代農村法治建設現代化的宏偉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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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周巖.農村基層民主需要法治護航[J].人民論壇,2019,(5:中):90.

  

作者簡介

姓名:王建國 郝潔 工作單位:鄭州大學法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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